淺談偵查之核心

何克昌

案例一：數位遊民在酒後發生口角，繼而發生毆鬥，其中二位將另一位酒伴打死，現場一位遊民之衣服染有血跡，被認為係嫌犯。惟遊民辯稱：係因勸架，致身上沾有血跡。註２
案例二：被告持有數十張他人失竊之身分證件，被告辯稱：上述贓物係張ＯＯ偷的，他是向張ＯＯ買的云云，經傳訊張ＯＯ到庭，張ＯＯ否認出售上述證件予被告，並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被告仍辯稱：確實是向張ＯＯ買的，但不是直接購買，是透過綽號「小王」的友人向張ＯＯ買的，並稱「小王」的電話是０９××—１２３４５６號，經查證結果，上述０９××—１２３４５６號係空號。
案例三：被告經警在住處查獲海洛因，並經警方採其尿液送交衛生局以ＴＯＸＩ—ＬＡＢ方式檢驗結果（閾值３００ｎｇ／ｍｌ），呈嗎啡陽性反應，被告否認施用海洛因；被告之尿液乃再送調查局採ＧＣ／ＭＳ檢驗結果，亦呈嗎啡陽性反應，被告仍否認施用海洛因，辯稱：渠排放尿液時，尿液量不多，但在瓶裝檢體簽章時，瓶內尿液量較排出量多，懷疑尿液遭掉包云云。
一、前言
我國自今（九十二）年九月一日起，全面實施刑事訴訟新制，落實檢察官蒞庭制度，到庭實施詰問，此項制度，社會各界原則上均予正面肯定，只是在司法人力未能全面補實之前，有識之士希望能暫緩實施。
筆者亦非常肯定此項制度之正面意義，在多次與各界人士交換意見當中，筆者提出個人看法，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新制對於舊制或與各國刑事訴訟制度比較結果，其結構並無任何改變，都是維持由偵查機關負責認定事實，要求「證據完整」、「程序合法」，再由法官適用法律，妥適量刑。
因此，新舊制刑事訴訟制度，既然並無任何改變，大家又何須緊張？其實大家所緊張的只有一點，即對於訴訟中之刑事案件，如果在法庭詰問過程當中，發現證據不足，或是起訴行為人（被告）錯誤，甚至無法認定證據與行為人間之關聯性時，此種在公開審理當中所顯露之缺失，必然面臨窘態、難堪之場面。而在舊制時期，法院雖有公開審理之形式，然實質上，檢察官在法庭上，只是虛應蒞庭形式，倘面臨上述缺失，亦僅有審理之法官知悉，較不會有有難堪之場面。此種問題經年累月未見改善，民眾對司法之評價當然低落，所以，面對新制，筆者一向鼓勵警界人士，只要「證據完整」，「程序合法」，則毋須緊張，勇敢、坦然面對詰問，必無所懼。
本文謹就筆者多年來之偵查經驗，以實際案例，從證據、行為人及其關聯性方面，研討如何確認事實（犯罪事實），並以犯罪之事實，作為偵查之核心，提供淺見，供各界參考註３。
二、嚴格之證據
刑事訴訟，講求證據，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皆然，迨無例外，而證據之搜集，則由偵查人員｜控方負責，因此，檢驗訴訟案件，證據是否完整，自然可以評價起訴案件之品質。傳統之起訴格式，並不嚴格要求逐一載明各項起訴犯罪事實之證據，因此，證據是否充足，並不是偵查重點，案件能起訴結案，才是重點，造成偵查人員忽視證據之完整性，長期為國人所詬病。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有關證據之證明力，係採自由心證主義，不採法定證據主義，因此，除法有明文排除，例如：在人的供述部分：被告違反任意性之自白（刑訴§１５６Ⅰ）、被告就違背法定障礙事由所為之供述（刑訴§１５８—２Ⅰ）、被告就司法警察（官）違反夜間不得詢問之規定所作之供述（刑訴§１５８—２Ⅰ）、證人、鑑定人未經具結之證言或鑑定（刑訴§１５８—３），以及，物的部分，非法搜索取得之物證等等，不得作為證據外，任何人、物、書類，均可作為證據。
從而，檢視起訴案件之證據是否確實，除從起訴案件所提供之證據數量外，證據之證明力是否堅實，亦屬重點之一。原則上，證據之數量愈多，從經驗法則，當然愈能證明被告涉案之事實，另方面證據之可信度愈高，自然益能證明被告之犯罪行為，但此僅屬相對之概念，並非絕對之定則，例如：偵查人員舉出十位證人證明向被告購買毒品，當然比單憑一位證人之指證，其證明力為高；然而，如果十位證人串證誣指向被告購買毒品，或是，雖僅一位證人之指證，但該證人之指證結果，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相符，則可能有不同之事實認定。再以證據之可信度而言，例如：被告闖紅燈肇事，致被害人死亡之案件，假設現場恰有錄影設備，可完整呈現肇事經過，自然被告肇事之事實，可說極為明確，然被告辯稱：伊未駕駛肇事車輛云云，經查證結果，被告尚有孿生之兄弟，則本案被告確有遭到誤認之可能。因此，檢測起訴案件之證據數量及其可信度高低，確屬擔保起訴品質之重點。
以案例一為例，被告身上雖沾有血跡，但沾有血跡之原因，有多種可能，殺人雖有可能沾染血跡，但被告所辯之勸架，確亦可能沾上血跡，因此，單憑被告身上沾有血跡，遽而推論被告即係殺人之兇手，無論從證據之數量或可信度而言，自顯證據薄弱，如予以起訴，在法庭之詰問過程中，勢必遭致辯方之質疑，難以獲得有罪判決。
二、確認行為人
刑事偵查之目的，並非單純發現證據即可，尚須找出行為人，亦即嫌犯，假設社會上發生一件兇殺案件，則被害人係何人所殺？自屬刑事偵查之重點；從事偵查之人員，自不可能將所有之民眾列為嫌疑犯，而必須確切找出行為人，假使無法確切找出行為人，則失去刑事偵查之社會功能，自然造成社會刑案增加，因此，偵查能力之提昇，亦屬檢測偵查品質之重點。
刑事偵查之難處，除在蒐尋證據之外，蒐尋行為人亦屬高難度之偵查作為，例如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生之桃園縣劉邦友命案，及八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失縱之彭婉如命案，迄今均已將近七年，但仍在蒐尋行為人當中，其它類似車禍案件，駕駛人肇事逃逸，尚未查獲行為人之案件，亦所在多有。
蒐尋行為人固屬不易，但如確定要起訴嫌犯時，則必須肯定該被告確係行為人，否則冤枉一位無辜之人，形同以司法傷害無辜者之人權，對司法形象之破壞，莫此為甚！
以案例二為例，民眾只要持有贓物，本於社會常識，就有合理懷疑該人係竊盜犯，但基於經驗法則，亦可確信，並非所有持有贓物之人，即係竊賊，因此，必須查出真正之行為人，然要求嫌疑人明確說明贓物之來源，固然部分嫌犯不願說明，但某些嫌犯確屬不知交付贓物者之真實姓名，因此，仍須由偵查人員進一步搜證，以證明嫌犯之供述，係屬真屬或推託之詞。本案之被告到案時，辯稱：上述贓物係張ＯＯ偷的，他是向張ＯＯ買的云云，詢以：既係向竊賊買的，又如何知悉竊賊之真實姓名？顯然不合常理；被告供稱：因曾在電視上看到竊賊被警察查獲，所以知悉被告姓名云云，然經傳訊張ＯＯ到庭，張ＯＯ否認出售上述證件予被告，並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被告仍辯稱：確實是向張ＯＯ買的，但不是直接購買，是透過綽號「小王」的友人向張ＯＯ買的，並稱「小王」的電話是０９××—１２３４５６號云云，嗣經查證結果，上述０９××—１２３４５６號係空號，為證明被告供述內容之真實性，再由警方查出「小王」的電話係０９××—６５４３２１號，乃傳訊「小王」到庭，「小王」到庭後，證實確係介紹被告向張ＯＯ購買竊來之證件無訛，之後，再傳訊張ＯＯ到庭，張ＯＯ面對被告及「小王」之指證，終於坦承竊取他人證件販賣予被告。對於原先懷疑被告係涉嫌竊盜之行為人，亦獲得釐清，並以此經確認之行為人，重行起訴張ＯＯ為竊盜罪之被告。
四、證據與行為人之關聯性
當偵查人員查獲證據，並找出涉嫌之行為人時，此時，案件仍非屬成熟，尚必須證明證據與行為人之關聯性，否則冒然起訴，仍有被判無罪之風險。美國有句證據諺語：「冒煙的槍」（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ｕｎ），意指證據與行為人之關係極為密切；當地上躺著一位死者，而旁邊一個人手裡拿著槍，尚在冒煙，綜合此種時、空、場景等因素，迨可確信死者是持槍者所射殺。然而在具體案例上，縱使發現冒煙的槍，持槍者實際上還是會否認殺害死者，甚而辯稱：看見不詳姓名者殺害死者之後逃逸，其剛進來發現槍枝撿起來還在冒煙就被發現云云，此種案例屢見不鮮。
在案發現場出現之人員，均可推認為嫌疑犯，但刑事審判之對象，必須屬於確切之行為人，偵查人員縱使在犯罪現場查獲犯罪之贓證物，且嫌犯均係在場之人，惟倘所有嫌犯均否認與贓證物有關時，則須證明贓證物與被告之關聯性。否則詰問之後，發現贓證物與被告間欠缺關聯性，被告則會受到無罪判決。因此，提起公訴之案件，亦應注意檢視贓證物與被告之關聯性。
以案例三為例，被告經警在住處查獲海洛因，並經警方採其尿液送交衛生局以ＴＯＸＩ—ＬＡＢ方式檢驗（閾值３００ｎｇ／ｍｌ），呈嗎啡陽性反應，但被告否認施用海洛因，再將被告之尿液送交調查局採ＧＣ／ＭＳ檢驗結果，亦呈嗎啡陽性反應，惟被告仍否認施用海洛因，辯稱：渠排放尿液時，尿液量不多，但在瓶裝檢體簽章時，瓶內尿液量較排出量多，懷疑尿液遭掉包云云。此種案例，明顯被告在否認證據與其本人之關聯性，因此，為補強贓證物與被告之關聯性，經由偵查人員再抽取被告之尿液檢體，與警方第一次所採樣之尿液檢體同時送交鑑定機關鑑定ＤＮＡ結果，確認警方第一次所採樣之尿液檢體，確屬被告所排放之尿液，此時，迨可確定被告係吸毒者無誤，否則日後仍留存部分之懸疑空間，不可不慎。
五、結語
我國司法之公信力長期受國人詬病，除司法風紀之因素外，另一因素係民眾透過訴訟程序，仍無法獲得事實真象，當然，如果以現有科技仍無法查知之事實，社會大眾應可諒解司法有時而窮，但如果係因偵查人員未盡調查之能事，造成事實懸而不明，甚而面對證據視而不見，此時自有可議之處。筆者經常呼籲司法行政單位協助偵查人員加強偵查能力，以提昇偵查品質，落實司法公信力，進而減少案源，蓋違法之徒，不懼刑事制裁者，究屬少數，倘能以明確之事證，讓法院對被告定罪，違法之徒，自然不敢以身試法，而民眾自然信守法律之規範效力，則司法之公信力自然提昇。
最近拜讀蘇永欽教授所著：「司法改革的再改革」乙書，書內「法官該不該考核」一文舉出德國薩克森邦之法官考核辦法，將法官之考核項目分為：專業知識、理解能力、口語表達能力、文字表達能力、處理能力、待人接物、溝通技巧、貫徹能力、吃苦耐勞等九項，等第則區分六等；此種考評方式，比起我國目前之管考設計，更切合司法官屬性，我國目前之管考方式，常被有識者譏評為「假報表，真分析」，報表之數據資料，不僅欠缺嚴僅性，甚且數據所顯示之結果，有時亦與事實呈相反之情形，其副作用，不僅誤導偵查之功能，更嚴重者，造成偵查人員怠於行使偵查權，影響所及，何能期待民眾相信司法？
筆者本文並無意苛責任何偵查人員，只是以筆者多年之偵查經驗，迫切希望我國管考制度能早日走向正確之方向，此次刑事制度之大變革，確有激發起訴品質之提昇，然而有關公訴之品質，以及不起訴處分之品質，卻仍沿用舊式之數字管考方式，無法發揮實際之管考目的，倘因此造成日後檢察官虛應詰問事項，甚為避免起訴後遭受詰問之窘境，而率將案件不起訴，屆時，恐檢察官之偵查主體屬性，將被剝奪，亟待有識之士省思。

註一：我國多年來之偵查制度，一向都是由警方、檢察官、一審法官、二審法官採接力調查犯罪事實之方式，此種方式，除時人所批評之法官係球員兼裁判之不當外，最大之弊病在於偵查權責不分，造成事實不明時，相互推諉責任；筆者因而主張檢、警人員應負責偵查犯罪責任，而審判人員則應負責證據之價值判斷（本於自由心證認定事實），妥當適用法律及行為之價值判斷（量刑），因此，本文題目，爰以「事實之認定」，作為偵查之核心。
註二：本文所舉之案例，均係筆者所偵辦之具體案件，為便於說明，部分事實，略加修飾。
註三：我國法學教育，大抵重視法學理論之研究，然而從事實務之偵審人員，面對具體個案，所重視的是事實認定，許多案件久懸不決，其實是事實之認定出現疑義，並非法學理論有所爭議，因此，亟盼法學者能以實際案例為基礎（即社會學者所稱之田野調查），作為法學理論之研討，必有助於實務與法學理論相結合，不致有各說各話，致民眾無所適從，影響法學之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