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案律師側寫
林欣儀．林靜萍
～專訪羅秉成律師
採訪‧撰文 林欣怡
「當法官口中唸出：原判決撤銷；跟著再唸出他們三個人的名字之後，我已經知道接下來只有兩個字：無罪！」羅秉成律師描述當時的法庭像被歡呼聲掀開似的，充滿著興奮的情緒；而他自己也有一刻，身體微微的顫抖著，不是因為害怕、也不是因為興奮，「或許是因為一種莫名的感動吧！」他回憶當時的感覺道。
兩年前，羅秉成會加入蘇案義務辯護律師團，「除了是民間司改會的『指派』之外，最主要也是因為他自己『生性是個懷疑論者』，再加上律師職業的訓練使然，讓我對於『眾口都曰可殺』的事情，偏要反向思考。」他試著分析。
雖然並不是在看過所有卷宗的情形下接這件案子，但是藉由民間司改會曾經邀請專家、學者、律師對蘇案所做的判決評鑑，及《正義的陰影》這本書等資料，羅秉成對於案子應當算是相當瞭解的。在開庭前他仔仔細細、從頭到尾閱讀完歷審所有的卷宗之後，更加深了自己的信心，「這些法官所認定的情節太荒謬了！」因此更讓他躍躍欲試，把這個案子當成是一個學習的挑戰：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再審過程中，彰顯法律的目標，包括發現真實、程序的正義、人權的考量。
「若要說我接這個案子最大的不同，應該是以前接案後我一定會去看守所見當事人，和他們討論案情。不過，這一次是我唯一沒有這樣做的一次」。他覺得在這個糾纏了12年的案子中，律師應該保持另一個觀點，為被告利益考量。也就是說，自己能不能和當事人有「隔」，保持距離以便觀察？能不能在辯護的過程中，不摻雜情感，單純的為被告找出致命的弱點？並且從這些點上面辯護？
判決出來之後，社會上當然有興奮、高興的反應，也有失望、悲傷的情緒。「有人批評說，『法院在睡覺』，我聽了之後覺得很難過。」這一次再審最特殊之處在於高院的三位法官竟然全程合議，不是讓授命法官做完調查後，辯論庭才來合議。對於辯護律師來說，這意義很重要：三位法官親自檢視每一個物證、聽每一次的詰問，而不是像歷審只透過卷證來認定事實。義務辯護團的律師相信，「只要法官願意傾聽、瞭解，這個案子就有希望。」
「這真是一個很大優惠！或許也有人會不平，『因為這是蘇建和案』所以才會這樣…」，不過，相同的別忘了，其他案子中也不會有三位檢察官全程蒞庭這樣的「盛況」出現。也包括被告辯護律師、被害家屬的法定代理人，大家都認真扮演自己的角色，「沒有人敢睡覺！也因為法官的慎重及對程序的重視，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庭上暢所欲言。」而且藉由交互詰問，讓證人的證詞信度可以被檢驗，而非像以前的審訊方式，只會掉入另一種事實混淆的過程。
那天，「走出高院後，我迫不及待的就坐在路邊的石階上，一口氣看完了判決書摘要….」蘇案再審結果宣判的那天下午，忙完了記者會、接受完採訪後，羅秉成律師走出高院後便馬上關掉手機，將一直捏在手上但卻沒有機會好好看完內容的判決摘要，一口氣讀完。
「美國有些律師接案，像俠客，很令人嚮往！尤其我很羨慕德蕭維奇，他接案帶有一種學術氣味的作法，不以利益為主要思考點，而是考量接這個案子是否對正義的實現、司法的進步有所助益....」羅秉成的眼睛閃閃發亮。
訪問完之後，深刻的覺得，台灣的司法或許沒這麼糟、後許還有希望，因為有一些人試著用他們的堅持、用作苦工的方式來讓司法向前進步。例如蘇友辰、許文彬、古家諄、顧立雄及羅秉成，五位義務律師團的律師。
～專訪石宜琳律師
採訪：林靜萍、林欣怡
撰文：林靜萍
四十六年次的石宜琳律師，原來頂著一頭華髮，但當記者來到他事務所採訪時，卻注意到他髮色變黑，似乎染了髮。對於我們的「發現」，石宜琳靦腆地表示：「沒辦法，我頭髮白得快，我太太叫我染髮，我考慮了好久才答應。」
有人說，觀察一個男人是否重視家庭，可以從他在言談中多快提及家人來判定。走進石宜琳的辦公室，只見擺滿他妻子、兒子以及家中愛犬的相片，他指著照片，輕鬆地對我們說：「我們家的狗狗叫Gucci（與義大利名牌相同），米格魯犬，是一年半前放暑假時，我跟我太太送給小孩的禮物，小時候牠很可愛，現在已長得很高大，別人常常對我說，我們家什麼都養得好大！兒子比一般同年齡小朋友高大、狗比一般米格魯犬高大，就連我兒子養的蠶都比他班上同學養的大。」看來巨蟹座的石宜琳真得蠻重視家庭的。
然而，一旦提及蘇案再審的話題，兩年多來義務擔任告訴代理人、代表被害人家屬出庭的石宜琳律師可就一點也輕鬆不起來，「老實說，聽判當時我整個人都傻住了！從再審宣判到現在，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甚至連作夢都在想我到底哪裡有漏失？哪裡做不好？感覺自己好像一隻鬥敗的公雞。」石宜琳難掩失望地說。「尤其，我們義務律師團組成時本來有五人，到中途只剩下三人，再加上告訴代理人依法不能閱卷、資訊取得不易，又常常沒有機會與其他告訴代理人或檢察官交換意見，因此身為本案告訴代理人，我常常感到資源不足，好像自己在單打獨鬥似的。」石宜琳進一步說明他感到失望的原因。
回想整個蘇案再審過程，石宜琳表示，蘇建和三人義務辯護律師團認真、團結、優秀的表現，最令他印象深刻。他謙虛地說：「從他們身上，我學習到許多訴訟攻防的方法，也深深體會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交互詰問過程中，所能發揮的功能。」不過，對於司法，石宜琳顯然有更深的期許與疑問，「如果法院判案真能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證據法則，站在保護人權的立場，我也會非常肯定這樣的判決。但是否以後每個個案都會採用這樣的標準？或只因蘇案屬於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才有此特例？這點，實在有待觀察。」
從事律師工作將近十六年，石宜琳在談起蘇案再審判決對司法的衝擊時，忍不住感慨地說：「這件案子中，輸得最慘的是司法！十幾年後判決結果大逆轉，司法的公正性與獨立性早已受到外界質疑，大家不禁要問，若蘇建和三人真的無罪，那之前判他們有罪的四十幾個法官在做什麼？把人家關在牢裡十幾年又算什麼？早知如此，當初就應該好好採證、好好審理，無罪的應儘快還人家清白，有罪的也應判得大家心服口服，不然司法還有什麼威信可言？」
有別於評析蘇案及司法議題時的嚴肅表情，石宜琳在被問到未來個人的生涯規劃時，竟意味深長、略帶捉狹地回答：「以後會慎選案子。」這樣的說法，或許會引發外界更多的好奇，但對一再強調喜歡保持低調，不喜歡出名，也不習慣接受媒體採訪的石宜琳來說，這樣的答案，似乎再符合他的本性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