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決審判延遲問題

王兆鵬

近幾日，司法院以罕見之怒回集法務部對法院審判延遲之指責，又以未有之孤獨抵禦立法委員的交相指責。讓人民覺得審判獨立與速審速結互為對立，不能兩全。報紙上只有看到院部間的紛擾，遙不見政府提出積極的「振興司法」方案，人民對司法的信心恐又再一次失落。
審判遲延，有可能為人的原因，也有可能為制度所致。如為人的原因，司法院舉審判獨立大期以蔽法官之怠惰，難息民怨民怒。如為制度所致，陳青天挾民氣可用而責司法院之疏虞，放矢而不知鵠之所在。
所謂人的原因：審、檢、辯皆知有些法官將「犧牲打」案件束之高閣，使用技巧虛應司法院頒布之『辦案期限』規定，待職務調動即將燙手山芋丟給下一位法官。只有最「質樸」的法官，不知玩法飾文運用技巧，才會遭司法院懲戒。實務上，案件起訴後，法官更易數人，歷時數載仍在地方法院空轉著，不在少數。此為法官假審判獨立之名而尸位素餐，棄人民與社會之利益於不顧，目前的法律卻對之無可奈何。
所謂制度的原因：檢察體系掌有龐大的警、調資源可供調度，遇有重大或矚目案件，得集結五、六位或更多的地方或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群策群力。反觀審判體系資源全無，無論如何重大的案件，在地方法院最多也只能由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我國過去之審判制度為「職權主義」，要求法官一個人同時肩負檢察官、辯護人、、裁判者三職，如未能善盡上述任何一個角色的責任，即構成判決撤銷的原因，也成為人民指責的「烏龍法官」（罕見與論指責「烏龍檢察官或烏龍律師」）。而審判中又常出現證據薄弱，檢察官不到庭論告，辯護律師良莠不齊的情形，再毋枉毋縱的要求下，法官一人身兼三職，雖宵衣旰食，案牘勞形，但能無解於案件之延遲。法院資源及人力有限，而案件增長無窮，審判延遲可期也。雖然我國已修法改「職權主義」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審判文化未易，配套措施不備，案件延遲所在多有。
人與制度的因素互為作用，惡性循環，交織成我國審判的嚴重延遲，只強調其一，而忽略其他，皆失之偏頗。根本解決之道，應立即停止舌戰，雙管齊下，立法解決上述人與制度的問題。
案件延遲除困擾提起控訴的檢察官外，更影響被告的權利。檢察官提起公訴，常代表被告事業之終結（停職或升遷受阻）。即另飯碗仍保，但同僚與鄰居之猜疑與議論，陷被告於長期之煎熬與焦慮。案件遲延不決，被告之事業、名譽及情緒，永難回復。反之，如能速審速結，被告即可早日回歸社會，重新開啟正常生活。是以，英國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即規定被告有受快速審判的權利，今日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力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皆有相同規定。
美國憲法亦規定任何刑事被告有受快速審判的權利，但審判必須如何迅速，才佈致犧牲被告與社會之利益，一直未有定見。雖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七二年宣示較為明確的確保速審方式，但因為仍有許多地方曖昧不清，美國國會乃於一九七四年制定制定「速審法」（Federal Speedy Act），希望能在同時兼顧公眾與被告的利益下，將案件速審速結。該法非常嚴格、非常詳細地規範審判應如何迅速進行，例如在起訴後七十日內，原則上必須進行審判。唯該法並非只求迅速而氣發現真實與人權保障於不顧，該法設有許多例外規定，明文規定在合於一定的條件下，法官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申請延長法定審判期限。如違法規定致訴訟延遲，該法也依情形而定有不同的處罰規範，例如檢察官或辯護人操控程序延滯訴訟，得視情形沒收律師酬金最高至四分之一或科檢察官罰金。因為該法大幅度改變過去的審判實務，美國國會乃設定五年的「日出條款」（及許多法律效力在五年後生效），讓法院在這段期間內自行調整，俾能遵守法律之強制規定，法院並得在這段期間就法律之窒礙難行處向國會提出修法建議。在聯邦政府制定速審法後，管控審判進行的速度。雖然案件延遲在美國仍偶有發生，但一切都攤在陽光下檢驗，究竟是制度或人的原因導致審判延遲，顯而易見，無所遁形。
筆者贊成審判獨立，但反對案件延遲而相關單位卻無措施，對所謂法院應配合法務部迅速結案的立論，只覺恍若隔世般的不可思議，但認同審判延遲的嚴重性不容忽視。懇請立法委員不要言詞羞辱政府官員，應迅速立法尋求根本解決之道，不要再立法延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不為蓄，終生不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坐而互責，不如起而立法，否則終不能解速審速結之癥結。（本文作者為台大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