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獻祭：美國第一位女性死刑犯瑪麗．薩拉特

方潔

1865年7月7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架起了絞刑架，被控暗殺林肯總統的死囚們正走向刑場。其中，包括一名顫抖得幾近昏厥的女性。她被控將自己經營的旅店作為謀議暗殺總統計畫地點，因而構成暗殺總統林肯的共犯。她是瑪麗‧薩拉特（Mary Surratt），美國聯邦政府第一個處死的女性死刑犯。
當時，正值南北戰爭結束後，超過60萬人因戰爭失去了性命。戰爭前南北方人民間形成的矛盾與誤解並未因此結束。4月15日，林肯總統於劇院看戲時，遭到支持南方的演員約翰．威爾克斯．布斯（JohnWilkes Booth）的槍殺。布斯最終在逃亡之際被士兵發現並開槍射殺，參與暗殺行動的犯罪集團也接連被捕，瑪莉的兒子約翰是其中一名計畫參與者，案發後逃往加拿大躲藏。暗殺行動前的數月，約翰與布斯等人在瑪麗經營的旅社頻繁出入、聚會，因此身為旅社主人的瑪麗被認為是知情並且參與計畫，協助約翰和布斯等人傳遞訊息和逃亡的共犯。
林肯總統遇刺前數月的聲望，即使在北方也不算高。但在辭世後，民眾為之哀慟。他的遺體停放在白宮三日，超過2.5萬人到白宮瞻仰林肯儀容。當林肯的靈柩被運往伊利諾州下葬的途中，每座沿線城市車站都擠滿了希望送總統最後一程的人民。生前屢屢挖苦總統的媒體，此時也換了態度，紛紛以沉痛的語調報導林肯的離世。
人民的生活因戰火摧殘，國家領導人的死亡讓社會氣氛更加不安，而林肯總統的死被懷疑認為是南方政府的陰謀，社會傳出要對此進行報復行動。繼任總統職位的副總統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尋找著讓南方不再尋思叛變，北方不再意圖報復，使民心穩定，社會重回正軌的迅速方法。
詹森的方法是開啟一場審判，讓人民見證國家以實力掌握兇手，進而穩當而強烈的將正義實現。
這場審判必須重大，因為被告背負的不只是一條人命，而是國家秩序，甚至社會內戰創傷的責任；這場審判必須迅速，因為戰爭已經讓正義失落太久，人民期待立即的撫慰；這場審判必須伴隨最重大的懲罰，因為國家的力量必須再度被確認。
詹森總統要求，這場審判的終點必須有死刑。因此，在審判中，被告們並非主角，他們被絕對權力壓制的過程要清晰仔細的被公開給社會大眾，但他們受憲法保障的權利，皆以國家利益之名被凍結。
瑪莉．薩拉特注定要成為這場審判的犧牲品。
被帶入軍事法庭的平民被告
九名軍官組成審判林肯遇刺案的法庭，審判長與林肯是至交，於林肯葬禮出殯時負責抬棺木。根據美國憲法，只有在普通法院無法運作時，才能將一般平民帶至軍事法庭審判。然而，華盛頓哥倫比亞區的普通法院在南北戰爭時仍然維持正常運作，何況林肯遇刺發生戰爭結束後的五日，已非戰爭時期，根本沒有必要在此案開啟特例。
但檢察官詹姆士．史畢德（James Speed）仍以本案被害人為具三軍統帥身分的總統，且暗殺行為可被視為全民公敵的理由，所有被告仍在軍事法庭受審。八名被告被隔離監禁，除了瑪麗．薩拉特外，所有人日夜戴著厚重、遮住眼耳的帆布頭套，帆布之間夾著一吋厚的棉花，僅有口部有一小洞供進食。被告間不得交談，也不被允許洗澡或清潔身體，在炎熱的天氣下各人的面部都腫脹發炎。此外，被告們手腕及腳踝被扣上75磅重的鐵球。
被告們身體狀況皆十分虛弱，瑪麗在庭期最後四天因為太過虛弱，並未出席審判庭。
被告在審判庭上不能發言，無法對所有指控做辯駁，只能到場聆聽。被告也無法在開庭前得知檢察官花了一個月準備的公訴內容，所有起訴罪刑、證據等相關資料都是在審判當天於庭上才能得知。無論事前事後辯方皆無閱卷權利。
為了讓審判迅速，審判程序一審結束，無法上訴。國防部長艾德溫．史丹斯頓（Edwin Stanston）甚至希望審判要在5月4日林肯下葬前結束。
被當作叛國罪犯對待的被告們，當時幾乎沒有律師願意為他們辯護。最後被判死刑的四名被告中，只有瑪麗．薩拉特擁有辯護人。她委任了曾任馬里蘭州議員和檢察州長，時任參議員的瑞佛迪˙約翰遜（Reverdy Johnson）為辯護人。軍事法庭曾以約翰遜對國家的忠誠有疑為由，而一度阻撓約翰遜的辯護工作。事後約翰遜雖仍任瑪麗的辯護律師，但對案件的參與度不深，一共只於審判庭中出現兩次。辯護的主要工作落在兩名初出茅廬，進入法界不到一年的年輕律師：約翰．克蘭皮特（John Clampitt）和弗雷德里克．艾肯（Frederick Aiken）。
艾肯和克蘭皮特因經驗不足，在審判中曾犯過幾次致命的錯誤，例如因詰問技巧，反而加深了證人對被告不利證詞的可信度。然而，這大多無法歸責於辯護人，畢竟無論是證人的身分和待證事項，辯方都只能在審判當天才能得知。
有時，當辯護策略有關涉案的兒子約翰的利益，瑪麗也不願完全與律師合作，使辯護工作更形困難。
即使如此，艾肯和克蘭皮特仍盡力為瑪麗辯護。辯方攻擊軍事法庭的審判權和整體程序正當問題，並傳喚31名證人打擊不利證詞的可信度。
瑪麗．薩拉特的律師艾肯，面對結局已定的審判，做出的結辯詞，雖然於當下無力回天，但仍慷慨激昂：「律師和軍人都有著同樣沉重的使命，就是保衛無辜者免受不公侵犯、保護弱者不受強權侵犯，以及在必要的時刻，反抗那些錯誤的行為……請別讓我們的時代，背負著不正義和抱負的汙點；請別讓我們聯邦史上第一件審判，烙印上不正義之名。」
國家寫好的死亡劇本
最後，這場歷經七週，總共傳喚366名證人的審判中，八名被告中，四名被判了死刑，瑪麗．薩拉特是其中一位。連一名幫當時受傷而化名求診的布斯療傷的醫師山謬．穆德（Samuel Mudd）也僅以一票之差逃過死罪，被判終身監禁，直到三年後才因特赦獲釋。
7月6日，當律師們於辦公室中等待判決時，卻聽到送報生在街上嚷著：「瑪莉．薩拉特被判處死刑。」媒體反而較辯護人及被告先一步知道訊息。
其實，並非所有人認為有必要判處瑪麗．薩拉特死刑。當時，除了英國殖民時期處死被控女巫的被告外，美國還沒有處死任何一名女性。
儘管軍事法庭做出有罪並應處以死刑的判決，五名法官請求詹森總統，基於被告的年齡、身體狀況對42歲並重病纏身的瑪麗赦免。然而，詹森總統並沒有接納此意見。他聲稱沒有看到文件，但呈交赦免建議的官員表示詹森總統其實知情，但認為瑪麗經營的旅社是這場暗殺犯罪的溫床，自然同罪。瑪莉的女兒安娜來到白宮為母親求情，也被詹森總統拒絕接見。
薩拉特的辯護律師們仍盡了最後的努力。在7月7日，行刑當天半夜三點，兩名律師成功以軍事法院對本案沒有審判權為由，說服了當年由總統林肯欽點任命的法官，取得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的人身保護令。
然而，當天中午，詹森總統立即利用人身保護令停止法案使人身保護令失效。
死刑執行如期舉行，瑪莉．薩拉特虛弱無力，驚慌恐懼的走上行刑台，在一千多人的圍觀下，被執行絞刑。她的最後一句話是：「別讓我掉下去。」
人民的內心是否因此得到平靜，不得而知，但在執行日當晚，有許多人闖入瑪麗薩拉特的旅館，搜刮財物當成紀念品。
瑪麗死後一年，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確立美國人民於任何時刻，包括戰爭時期，都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瑪麗之子約翰．薩拉特於兩年後被逮捕，接受一般法院的審判，陪審團中也有著同情南方的陪審員。約翰最後以被控罪名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然而，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例外仍不斷被國家以公益之名製造，其中最著名的該屬美國布希總統執政時期在古巴關達那摩灣監獄，以反恐之名，使被告無法受美國憲法的保障。
而死刑，在美國，或是在所有仍保留死刑的國家，仍然被政府作為社會問題的安慰劑。
死刑制度不追求真相，不在乎正義，意圖將一切盤根錯節的問題畫上一個簡單的句點。它振振有詞的心靈撫慰、公理正義，其實只是推卸更重大的責任，而在暗殺林肯總統的審判中，那些責任是戰後的經濟問題和社會矛盾，在二百多年後的今天，它的本質仍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