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從「小地方」開始

楊宗澧

318佔領國會運動以來，常聽到「我們是民主的臺灣」這句話，但我們真的是民主的臺灣嗎？自2008年陳雲林來台期間開始，國家暴力對人民集會遊行表達權利的侵害以及野草莓學運，再到核四、中科議題、國光石化、美麗灣度假村開發、大埔強拆等種種的政府不義作為，最後直到今年因為反服貿而起的318佔領國會運動，這些年來，部份台灣人民開始對「民主化」產生懷疑：「我們不是已經『民主化』了嗎？那民主為什麼沒有使台灣更好？」，早在2006年中研院社會所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也曾問過：「一般來說，您認為民眾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遵守法律沒有例外；或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就算會違反法律，也應該憑良心來做？」當中回答「不管怎樣都遵守法律，沒有例外」即佔了超過半數以上的 56.9%，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真實反映了台灣特殊的「順民化」、「秩序化」的「法治」觀。
雖然有人對民主採取消極與質疑的態度，相對的，台灣公民社會卻也不斷累積、集結力量，才會有這幾年愈來愈強大的公民運動孕育而生，而眾聲喧嘩的公民運動興起背後，正是另一個積極的聲音：「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民主的台灣，那我們還要再多做點什麼事呢？」也因此，2008年以來一連串被政府視為「違法」的公民運動，現在已成了目前最為人所知的一個用語──公民不服從，而「公民不服從」或許正是我們要成為「民主的台灣」的一種可能實踐方案。
《湖濱散記》作者亨利‧梭羅早在1849年曾以〈反抗公民政府〉為題發表演講，他在講稿的一開始即清楚表明「公民不服從」是人民的權利：「我不主張廢除政府，但要求政府立即改善；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型態，我們就更有機會擁有像樣的政府」。「公民不服從」的主張，從來就不是百年前的過去式，而是持續至今的現在式，於是我們才得以不斷見證多年來，從殖民與威權體制到初步的民主化，面對不同時期的「不像樣的政府」，台灣人民總是不斷用具體的反抗行動，表達台灣社會希望的一個合理政府樣態。
然而長期處於威權教育體制中，早已習於順服的台灣人民，又該如何想像用「不服從」或者「反抗」的行為來因應「不像樣的政府」？確實面對這個不像樣的政府，社會需要公民意識的覺醒才能從政府手中得到我們想要的民主，但是對一般人來說，這個公民不服從的實踐過程，仍然容易讓人感受到有「門檻」的限制，一般人有時會面對來自知識圈或運動圈不夠「左」或不夠「激進」的質疑，這反而使得人民容易自我限制了實踐公民不服從的可能。面對公民不服從行動所衍生的「門檻」問題，我們不妨先回到這樣的問題思考：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追求民主或權利的過程中，我們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與位置，當我們理解的自己最個人層次的那個位置之後，我們是否才能開展自己對「公民不服從」的實踐行動，而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思考與行動過程，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從對「生活政治」的想像開始。
舉例來說，陳育青導演依據她的親身經歷所拍攝的《公民不服從》紀錄片，使得我們除了得以理解2008年陳雲林來台期間引發連串系統性的警察暴力事件，也看見陳育青導演個人與龐大國家機器對抗的過程中，理應超然獨立的司法往往卻站在高牆的一端，忽略了人民的憲法權利。陳育青選擇以她的專業，用她最熟悉的影像方式，記錄下這些過程，這正是因為從其個人微觀層次的生活中發現了反抗權威的可能，因此成功地以自我影像紀錄實踐她自己的「公民不服從」，進而也鼓舞更多人從她的故事開啟對「公民不服從」的各種可能想像。
318佔領國會運動對台灣公民社會肯定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運動過後，許多青年承襲運動時的承諾「出關播種、遍地開花」，在各地開始組織工作、集結草根力量；但也有一部份台灣人對未來仍然感到悲觀，面對充滿風險的未來，其實，作為生活在這社會群體中的個體，個人與社會氛圍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我們不需小看自己的力量，所有的改變都是從「小地方」的個人行動開始，就像梭羅說的：「消滅世間的小奸小惡、大奸大惡，當然不是一個人的責任而已，況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過不作惡是基本的，如果沒有空剷奸除惡，也不要變成幫兇。當我關心某些事或有些想法時，至少先要看看是不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我必須確保沒有妨礙別人，別人也無須替我承擔，這樣他們才有時間落實個人的想法。」
同樣地，對於人們改變的行動渴求，亨利‧梭羅也如此激勵：「人人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權利革命，意思是，當我們再也無法忍受政府的暴政或無能時，可以不支持，進一步加以反抗。」。所以，當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在你我周遭時，人們往往會感到一股義憤，這股不平的血氣需要找出口，有人開始在網路書寫、記錄，然後更進一步串連、號召走出虛擬世界，正是這樣，我們才能看到在洪仲丘事件中，那走上街頭的25萬人集體力量確實帶來影響，改變了軍審法。
回歸到個人微觀的角度思考，我們仍然要意識到，個人的自我發展與對社會的公共關懷並不衝突，就像是陳育青導演這樣，從「生活政治」出發，持續關心身邊的任何一件生活上的煩惱，其實背後都可能衍生出其公共性，當我們開始習慣不再以否認的態度去處理生活周遭的公共事務，不再將日常生活中的各項事務化約成「讓XX歸XX，政治歸政治」說法時，那麼我們也就不再會那麼害怕「公民不服從」的「暴民化」標籤，而那句「我們是民主的台灣」也才能真的喊得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