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律師不要錢，要的是更深刻的許諾～專訪318義務律師團成員丁穩勝律師
楊雯婷
編按：「我的名字叫穩勝，我不是公益律師，我是商務律師，我是斤斤計較的，我不喜歡輸的感覺，因為我叫穩勝。我為什麼會幫你們，因為我知道你們會贏。」這段話是丁穩勝律師在街頭短講時，很常使用的開場白。在318反服貿運動期間，以義務律師的身分進駐立法院議場，提供法律上的協助，323行政院驅離那晚，他正好就在議場內排班，衝突發生時，即前往衝突現場協助。司改會後續召開記者會收集個案，準備向國家追訴暴力鎮壓，加入了控訴國家暴力的行列。
第一次看到丁穩勝律師本人，是在今年5月5日「捍衛民主，還我喇叭」的電子花車行動舞台上。「按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定，你們到底憑哪一條可以扣留我們的喇叭！扣留我深愛的喇叭！」律師上台向群眾解釋何謂非法查扣，更呼籲中正一分局盡快歸還屬於人民的喇叭，用活潑詼諧的語言再次強調「自己喇叭自己救」！當時覺得這位律師真有趣，後來有幸有機會訪談，進一步接觸更發現，他是如此關心社會，而且很熱血！點開丁律師的臉書，處處可見精彩的活動紀錄，有時他親上火線，更多時候，以律師的身分做為抗爭者的強大後援。
學運起家，尋找參與社會運動的接點大學我就讀法律系，當時參加輔大黑水溝社，學生時代就參與社會運動。畢業後繼續唸碩、博士，但並未繼續在法律領域中，而是轉往研究政治經濟學批評，及社會學領域。
過去以學生的角色參與社會運動，脫離學生身份踏入社會後，我一直試圖在尋找參與社會運動的接點，而律師這個行業是不錯的選項，時間上相對自由，且可有效率地支援社會運動的某些面向。剛成為律師時，我曾參與過中科四期、RCA等環境議題案件。最近這段時間，我則參與反服貿運動控訴國家暴力，協助因參與社會運動被逮捕或收到警詢通知書的抗爭者陪偵，亦投入交通部國道收費員的抗爭。
國家暴力，我控訴
2008年，陳雲林來台時也發生了許多陳情抗爭事件，許多抗爭者受到警察不當的暴力對待，司改會與當事人向國家提起控訴，我也參與了一件自訴的案件，當時我與我的律訓同學才剛拿到律師執照。陳雲林事件當時給我很大的衝擊的是，台灣號稱是一個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國家，人民有集會遊行表達意見的權利。但當時剛執政的馬政府，對於中國來台的官員卻用這種自我審查、自我閹割的方式，人民不能拿國旗上街，不能呼喊口號。為了讓陳雲林順利不受干擾地回到圓山飯店，政府採取了「限時清場」，造成驅離過程中許多民眾受傷。
而協助受傷民眾控訴國家暴力的案件，幾乎全都敗訴，只有一件國賠的案件勝訴。這個勝訴的案件有很清楚的影像，看到當事人被警方用盾牌包圍，之後滿身是血地出來，這個事件是赤裸裸國家暴力的展現，但即使如此，仍然無法追究下手員警、或是向上追究下達命令的官員的責任。政府如此自我閹割的作為，以及後續追訴的狀況都令我相當挫敗。
不要錢，要的是更深刻的許諾
律師投入公益案件、投入議題，大多都是對於議題有很深的認同，本身即是理念的結合。義務律師只是不收錢，但不是不求回報，這樣的付出和投入，要的是一種更深刻的許諾。在協助中科四期相思寮案件的過程中，給我很大的激勵，並不是因為訴訟的狀況，而是因為相思寮居民的團結抗爭，使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承諾「就地保存」，因此相思寮得以完整的保留下來，在整個中科四期的基地中，成為一片綠洲。而中科四期的計劃也因為相思寮而有局部調整，目前「以地易地」的部分仍在進行協調中。律師能做的其實有限，我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協助訴訟，並且拖住它，最重要的還是相思寮居民的團結與堅持。
追討正義的過程很辛苦，但不要中途放棄，更不能在漫漫長路中因為對手的「利誘」，或是施以小惠就輕易動搖。在街頭短講時，我時常說：「我不是公益律師，而是商務律師，我是斤斤計較的，我不喜歡輸的感覺，因為我叫穩勝，我會幫你們，是因為我知道你們會贏。」義務律師並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有一句話說「不用錢的最貴」。我期待曾協助過的議題，一同走過的夥伴及戰友，今日我們協助你，你應當回饋社會，當社會有其他議題需要你的聲援時，願意為他人站出來，繼續為正義而戰，不只是一句感謝， 而要持續的設身處地為其他議題發聲，或是提供過去的抗爭經驗，協助其他自救會如何與政府周旋，將經驗傳承，為台灣社會的進步有些回饋。
法律的「鬥爭」
德國法學者耶林有一篇短文〈法律的鬥爭〉，其實是我理念的起點。法律表面上看起來是要維持秩序，要跟不法做鬥爭，但法律的形成本身就是鬥爭而來，「過程從來不是花香遍地，而是血腥塗地」。「法律」一詞在德文中，有兩層意義，客觀是「法秩序」，主觀是「爭取權利」，法律是爭取權利，對抗不義而來的。我認為「公民不服從」形式外觀上雖然是在對抗現在的法律，但現在的法律是否就是正義？沒有人會說現在的法律就是「永恆」的。法律本身即是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性別關係、族群關係等等的總和體現，它會有歷史的局限，以前蓄奴是合法的，但在現在不合法；階級的局限性，原則上法律仍是在鞏固社會優勢階級，法律並無法完美地體現實質的正義。
當決定行使「公民不服從」時，其實是面臨一個巨大的選擇，是要與統治者站在同一側，在既有秩序裡當個順民；或是站在權威的對立面，對抗統治者，我認為這個選擇永遠比法律解釋重要。當你選擇當一個不服從的公民，做為律師的我們就會向你解釋什麼是「公民不服從」。我認為公民不服從是對「憲政失靈」的正當防衛。當統治者有統治的合法性，卻失去了統治的正當性，當既有體制無法解決這個困境時，人民就可行使不服從。舉例說，假若某甲拿刀要殺乙，而乙為了保護自己拿起身邊的剪刀。公民不服從正是憲政失靈時，人民可以行使的正當防衛，是阻卻違法事由。
法律的更迭其實都是用換的，公民的權利也是從看不到拿不到、看得到拿不到，到看得到且拿到了一點點，從無到有慢慢進步，前人耕耘，後人延續，跨越世代用血汗一點一滴累積而來。
公民運動「再進化」
近年社會的矛盾日益劇烈，政府無力解決這些問題，陳情抗爭的事件自然增加。在過往的社會議題中，人民的力量慢慢累積。特別是經過陳雲林事件後的野草莓學運，許多青年學子的公民意識覺醒，並埋下了種子。今年它再度發芽，又再激起更多公民覺醒。我們看見最近社會上一波一波、前撲後繼不斷的抗爭，我並不負面看待日漸增加的抗爭事件，正因為社會力旺盛，才會有更多的陳情抗爭事件。
我比較在意的是，政府如何面對人民的抗爭。觀察近幾波的抗爭現場，我認為國家在處理抗爭民眾的手段也有一些變化。警察的動作更加精準，也越來越會製造寒蟬與恐懼，蒐證及後續的司法追訴也更加到位。不太容易被確認的、第一次上街頭的民眾也開始收到傳票，司法的秋後算帳不手軟，連只是在臉書上發文「路過」也可能被法辦，國家加強了對人民的監管。以前當學生時，是李登輝執政，好幾次警方舉牌都喊到我的名字，但事後沒有一次收到傳票。曾有一次去花蓮反台泥，警察舉牌喊了兩位學生及兩位社運人士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我，我與另一位學生都未收到傳票，另兩位社運人士雖然有收到，但到了地檢署檢察官也是不起訴。當時，政府對於社會運動基本上還算是溫和且包容的。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人民必須「再進化」。公民在抗爭時應該懂得保護自己，一些護具，包括安全帽、盾牌等，只要是做為保護自身安全的用途，我認為都是合理的。當國家的暴力在進化時，行使「公民不服從」的公民也必須進化，否則事後即便有幾百位律師成立控訴律師團，還是難以達成我們的期待，畢竟事後究責只是最終手段。目前臺灣的抗爭模式，比起其他國家，不只是「和平」，而且還一面倒的「挨打」，但抗爭不能總以事後的控訴作結。參與運動的人們要有充分的覺悟，能夠面對衝撞，但不能攻擊警察，而面對警察攻擊時，也要有能力適時地保護自己。除了使用護具保護自身的安全，也要組織分工建立團隊，有人負責衝第一線，有人進行「反蒐證」。不只是當「乖乖的暴民」，和平、非暴力、坐下、躺著、被拖、被打，事後告人家還反被告…。沒有因應的策略，總是只躺在地上讓警察打、被水車噴，久而久之這股來自公民的社會力量終將被國家消耗殆盡。
針對這些現象，我認為人民也必須檢討，如果大部分的群眾是進步的，這個國家不會那麼「暢秋」，正因為大部分的人民沒有覺醒，甚至是反動的，所以扭曲的國家權力才會一直存在。
後記
今年的3月18日，是台灣民主發展歷程的重要里程碑，學生們佔領立院、誓言阻擋服貿的決心和行動，就像直竄夜空的一枚煙火，猛然爆出巨大聲響，剎那綻放出絢爛火花，這重重地撼動了許多政治無感的小確幸們。3月30日，50萬人凱道遊行，倒映在島嶼天光中的銀色十字，在許多人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記憶。然而，一場盛大遊行的結束，並不代表人民已經得到渴望的公理正義，直到現在，超越憲法的國家暴力沒有受到處分，掌權者依然故我不受約束，多數人反對的政策仍然不時企圖強渡關山，而拾起地上垃圾回家洗洗睡的人們，有多少人到現在依然持續關心？多少人明白對抗國家機器和憲政失靈，並不是幾小時的「假日健走」就能達成。
站到掌權者的對立面，與惡法及不義做對抗，是一件比想像中更艱難的事情，要面對的除了既得利益者，還有眾多消極且自我奴化的順民。這些順民不認為自己是溫水中的青蛙，也不相信自己正被囚禁在牢籠中一點一滴地被剝削、凌遲。他們害怕破壞牢籠時所產生的震盪，抱怨這些震盪對他們的日常帶來了不便，他們理所當然地相信著、譴責著，這些人不知道，法律的更迭，都是用換的：用生命換取，以血汗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