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出議場╳進出全控機構～專訪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陳惠敏老師

蔡孟珊

編按：我第一次遇到惠敏老師，是因為參與老師在司改會所帶領的監所改革小組。老師長期關注弱勢，卻很少把「人權」之類的字彙掛在口中，而是實際告訴我們監所的各種弊病，讓我們直接感受監所的問題，深刻了解監所改革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在318佔領立法院發生後，老師幾乎全程陪同學生待在議場中。而老師在社會學研究的專業是「全控機構」，這個問題貫穿了監所與反服貿運動中的議場。因為議場內全程監控、高壓管制的環境，也具有一些全控機構的重要特徵，所以我們專訪了老師，希望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議場內的狀況，以及老師對反服貿運動的想法。
議場生活的開始：放下日常，進入議場
在318那天，我原本在研究室跟助理一起吃火鍋，並不知道學生會攻進立院議場。在邊吃的當下我們剛好看到了議場裡的連線畫面，覺得事情有點大條，於是我們一群人放下火鍋，衝到現場。
到現場後先協助維持青島東場子的人數，因為青島東的門是所有物資出入的門，也是警察最容易進去的地方，我們很擔心這個門被衝破。在319那天我們短講時，聽到有人說：「可以進去了，大家趕快進去！」我聽了以為大家都要進去，於是我就也爬了進去。後來才發現根本沒有，可是進去就出不來了。之後從319到410，除了上電視訪談或到街頭短講外，幾乎都待在議場裡面。
議場內生活感的建構：如何在無意義中建構出意義
進入議場的前幾天，我真的覺得整個場面很荒謬！在那裡真的甚麼都沒有，沒有網路、手機沒有訊號、沒有空調，因為燈都沒關，也沒辦法睡覺。到了第三天，我真的受不了不能洗澡、不能洗頭，覺得人生很絕望。
雖然後來環境有改善，但在議場裡還是會感覺到時間和空間都失去了意義，因為24小時電燈都開著，眼睛睜開也分不清白天或晚上。時間都是多出來的，但那些多出來的時間也無法拿去念書或做別的事情，因為你的心情很煩躁的。就像是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你看不到事物的流逝，只是對一切都感受不到什麼希望，而你唯一擁有的，就是身邊的夥伴。
在這種時空失去意義的場景下，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呢？這是很多人都會問我的問題。我給整個立院議場生活，下一個簡單的描述就是：「沒事找事做，裝忙！」比方他們對那八個入口的桌椅，每天每天都在排它。還有理化老師進來告訴我們，怎麼排才不容易攻進來。而且我們每天都在捆線，什麼塑膠線、什麼尼龍繩、童軍線，最後連帆布也舖上去。但其實只要剪刀一剪，那線就斷了，而且帆布舖在上面也沒什麼阻隔效果。那真的不知道是在幹嘛。可是我覺得，那些看似沒意義的動作的背後，其實有很大的象徵性，強調著我們與整個事件的關聯性，當我們為了這個防禦工事更盡一份努力，我們就能更覺得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除了構築防禦工事之外，糾察隊不斷試圖建立更嚴密的管理方式，其實也是在「裝忙」。舉例來說，在322時我和林飛帆出來開會，後來要回議場，糾察隊看到我們走在醫療通道上就說：「不要佔住醫療通道！不要佔住醫療通道！」、「不可以過去！」我問他：「你不知道他是誰嗎？他是林飛帆。」他竟然回：「林飛帆是誰！林飛帆也不可以過去！」等他腦袋比較清楚一點的時候就說：「好，你們可以過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說，每個人都已經投注在這個角色中，去尋求一些自己「在那裡」的感覺。
在這裡發生的情形，其實是全控機構中常見的狀況。我們常以為全控機構裡面的人不快樂，但其實他自己在裡面玩得很快樂啊！就像是精神療養院的人，會一直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例如人有刻意扮傻、扮蠢或不討人喜歡，以此去解消掉他自己的焦慮，或是取得一個比較好的位置，這就是一種取得自我認同的重要方式。
議場內秩序的構築：自我監控與階層化
在議場內不只是感到時空失去意義，另一種強烈的感受是一股巨大的「害怕」。這是因為在運動中我們會感到沒有方向，需要有些簡單的秩序感。這股害怕有部分也是來自於政府給我們的壓力，有很多假消息和破壞份子進來。有太多你不知是同志還是敵人的人在你周圍，你會不斷懷疑別人是不是抓耙仔。有人說議場裡很像監獄，但我覺得比較像看守所，因為你是處於一個不對等的戰鬥狀態。如果把馬英九比喻成檢察官的話，我們就像沒有律師的被告。我被不當羈押，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去，然後他對我們做的任何事情彷彿都是應當的。
這股巨大的「害怕」，導致了議場內採用了很多控管和自我監控的手段。在裡面很痛苦的一點是：我這輩子沒被管成這樣！這輩子沒吃過那麼多維他命，真的。我痛恨所有養生的概念，但是在裡面每天都被強制要吃一顆維他命，才可以吃早餐。還有一天必須要量三到四次體溫，如果過關，就會在你身上貼一個膠帶。即使你在睡覺，他們還是會量，量一量還把膠帶貼在人家的額頭上！我覺得這真的不太在乎我們的尊嚴。又舉例來說，連吹風機也要管制。洗完頭髮，拿個吹風機就被羞辱說：「吹風機沒有還回來，以後就不給你們吹頭髮了！」這些監控有時伴隨很多恐嚇的語氣，造成大家很大的壓力。不過，雖然我很討厭人家管我，但我還是會刻意地避免去爭論這些事，因為我非常了解「老師」這個身份所代表的權力，假使我這樣做，學生就會跟著我這樣做，而這不是我所希望的。
除了各種自我監控，議場內也慢慢浮現了階層化。舉例來說，吃便當的排序是這樣：醫師先，再來是律師，接著是工作人員，然後才是剩下的，就是我們。我們真的是賤民！我必須批評，當便當不夠的時候，為甚麼是以律師和醫生優先，這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律師及醫生明明待會兒就可以出去，但是在裡面的人是不行的。
我覺得階層的出現，是因為對專業者過度的信賴。而會這樣過度信賴專業者，也是因為那股巨大的害怕，從而想要尋求某種秩序感。然而事實上，專業者過去的專業訓練，並不見得能夠讓他足以應付這場運動。舉例來說，律師會教導我們一些若被逮捕的注意事項，「我有保持緘默的權利」或者可以要水喝等等。然而實際上的狀況是，在律師趕到之前的一、兩個小時，警察偷拐搶騙什麼都來。可能是誘導，甚至是冷嘲熱諷，或是說「快點講一講，你就可以回去了」。那時還講「我要要水喝」嗎？這可能需要一些社交上的技巧或者是比較世故的應答。
醫師們在應對這場運動時，也出現了一些類似的狀況。以對身體的照顧來說，因為醫生換班的關係，可能會造成醫囑不連續。對心理的照顧更是如此，上一位心理師談話過後，因為換班又要重新開始談話。我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在議場內不斷會有醫生跑來問我：「你心情好嗎？」最後，再有一個看似穿白袍的人問我時，當下心情就會變的不好。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說：「每天問我心情好不好，你覺得我心情會好得起來嗎？你可不可以等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再去跟你說。」
我知道大家都是帶著好心要在現場發揮專業者的功能，但是有時真的有必要想想，要怎麼提供這些專業。然而學生們並不容易注意到這些問題，容易對專業象徵表現出過度的崇敬或畏懼。
在這種自我監控與階層化的場景下，個別性會被去除，而且弱勢的問題會更形嚴重。新聞報導中有提到議場內對同志不友善或對跨性別族群不友善，而我自己的感受是，議場裡的人並不是特別對某些族群有所偏見，而是那是個對誰都不友善的地方，只是在這樣的地方最容易被打壓的，會是原本社會中的弱勢族群。
不過弔詭地，議場內可能是一個既打壓你又肯定你的地方。我覺得在那裡堅持到最後的同學，其實都不是所謂「名校」的學生，在那裡搞到休學的學生，很多是後段班學校的學生，而且有很多男同志。一直以來可能不被認為是很好的學生，但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一種很強烈的存在感，覺得自己在這裡可以盡心盡力。
步出議場的新課題：練習與意見不同的人們說話
隨著在議場裡經過好幾個禮拜，到後來，我們覺得議場已經不是一個好的戰場了，在這裡已經無法取得更多可能性，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理會我們的無能政府。在大家準備走出來的時候，有些學生很難過，一直說：「我們什麼也沒達成，為甚麼要走。」但我並不覺得是如此。
410時我們走出議場，但沒有一個人甘心於那時所得到的結果。這像魔咒般的抓住了每個人，讓我們覺得必須要去做些什麼，否則大家會集體崩潰掉。我覺得這就是318之後出現的力量，有很多人會一直追著你，一直逼著你說：「快點，你要幹嘛」、「快點，講一兩個可以做的事情來做一下」。在這裡，我看到了這個運動的精彩之處：我們從消極的放棄走向積極的爭取。而這種積極爭取不能只是一時性的，必須是習慣的養成。雖然這所需要的心力及精神會很不一樣，但這會讓每個個別的人有更多的自我認識。如果有這樣的自我認識，那整個社會也不會糟到哪裡去。
除了公民積極性習慣的養成外，在這場運動中我還看到了另一種公民必要能力的養成：我可以與他人在議題上採取一種共進的方式，而不需要先做朋友才能一起搞運動。也不因為我們是朋友，就擔心把彼此的關係搞壞，而避談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
說起來，在這場運動中，大家彼此間其實有很大的歧異，只是大家都沒有去碰觸它。這場運動聚集起那麼多人，是因為它碰觸到了台灣人民的底線，那就是30秒的底線。我們都知道民主可能是演出來的，但沒有人演得那麼粗魯，即便是一個國小學生在開班會，也沒有人班會開成這樣的吧。但其實在這場運動中，有很多問題沒被觸碰到，例如社會運動中對性別的歧視、統獨問題、階級問題，還有未來經濟想像的問題…等等。
因此接下來一個重要的課題是，我們應該開始練習去說話，試著說服不同意見者及質疑者。像現在我們作街頭連署，其實挑戰了很多的事情。當我們給人家簽連署時，人家不一定願意簽，甚至可能會數落你一頓，說你們這些搞社會運動的人把社會搞得很動盪。或是他也會假裝其實沒有在反對，但是他講的所有東西都是在反對。但這可以訓練你「不要那麼地被贊成」這件事，而這也是社會運動中很值得去嘗試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