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押人才符合社會預期？

錢建榮

從蛇年過渡到馬年，司法上映公安與人權的角力大戰。檢察官聲請羈押以砂石車衝撞總統府的張德正，被台北地院法官五次駁回，但檢察官的四次抗告也同樣獲上級審高等法院的支持，撤銷地院不押人的裁定。檢察官再提第五度抗告，終於經高等法院駁回抗告確定，這齣歹戲拖棚到年初四，總算趕在大年初五開工前才落幕。
與其說這是院檢對抗，不如說上級審法院過度重視所謂「社會預期」的心態。而「個案判決不符合社會預期，應該避免和改善」剛好還是新任沒幾天的高院石木欽院長強調的施政重點。這些資深法官們過往非將人押起來不可的經驗，正面臨年輕法官重視人權保障堅持的挑戰。
有媒體評論說，台北地院不將這種被告押起來有違社會期待，職司司法行政者同樣好以「判決不可違反社會預期」此類奉民意至上的說詞告誡法官。卻忽略所謂社會期待或預期，不就是由司法裁判形塑的嗎？我國長期以來的司法傳統總喜好押人了事，才會造成社會大眾有這種非押不可的認知，下級審法官就是在力挽這種人權上的頹勢，意欲重塑新的、正面的重視司法人權的「社會期待」。
綜觀高等法院的四次撤銷發回理由，第三度的裁定理由，只以空洞的作文強調這是社會矚目案件應詳細說明何以不押人，卻對於羈押侵犯人權的嚴重性未置一詞，毫無可取。而在這之前的兩次及第四次撤銷發回理由，均持被告張德正自己在「犯罪前的自白(?)」表示，如果沒死，還會變成「惡魔」帶爆炸物到總統府等語。認同檢察官抗告張德正有「高度再犯可能性」的主張。他方面也不忘指出就算被告傷勢不輕、行動不變，「坐輪椅也可能逃亡」。前面講的再犯可能性是「預防性羈押」的要件，後面說的逃亡可能性則是「一般性羈押」的事由，二者截然不同。
檢察官聲稱代表著社會治安，其實是害怕民眾「群起效尤」。先設法找了殺人未遂的重罪罪名行「嚇阻偵查」之實，也可依據大法官釋字665號解釋，減低檢方在證明被告是否逃亡的舉證程度，容易在一般性羈押上獲得法官的支持。然而殺人未遂罪卻不是預防性羈押的法定罪名，先不論以被告尚未定罪的「自白事實」證明「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有嚴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違反釋字665號解釋意旨的問題，以殺人未遂罪要適用預防性羈押，自始就是徒勞無功。檢方顧此失彼，也難怪第一次的裁定落得法院不認為有逃亡事由，更不符合預防性羈押的要件，無條件釋放被告的下場。
然而已經預設不押人就會違反「社會預期」的高院法官們，先是違反經驗法則，充滿想像力的站在檢察官這邊，幫被告假設各種坐在輪椅上還是會逃亡的方法；更不忘搬出被告自殺攻擊前對媒體放話式的不理性「自白」，將論理法則置諸腦後，只想「恐嚇」地院法官：「放了被告，他還會來總統府攻擊」的高度再犯可能性。全然不理會既以殺人未遂罪偵查，就無法適用預防性羈押的法律規定，難不成高院（尤其第四次的理由）不惜違法對被告做出不利的類推或擴張，只為無論如何要將被告押起來？但是卻不敢自己訊問、自己作成羈押裁定，只想地院法官代行其意志？
對於不惜生死的張德正，存在主義大師卡謬形容得好：「罪犯想要的不只是犯罪，他還要隨之而來的不幸，甚至是極大的不幸。當罪犯的這種詭異慾望膨脹起來、進而支配了他的行動時，死亡威脅不但無法阻止他犯罪，反而還讓它他更瘋狂。於是他把殺人當成了某種尋死的方式。」不過，這段話現在看來更適合用來形容四度抗告，看來幾近抓狂的檢察官。面對同樣瘋狂的「當事人」，高院一再撤銷有利被告的裁定，對「原告」不理性的舉動卻未曾指摘，是否太厚此薄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