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關於公共性的新戰場—華光緩拆，下一步？

陳亮甫

2007年的「四大金磚」計畫，對於華光社區而言，是陣痛的起始；由行政院主導的這項計畫，要將中正紀念堂一旁的這個聚落，建設為以商場、觀光、金融為特色的複合性特區，囊括上千億利益的「台北華爾街」、「台北六本木」的名號打響，也正式成為居民心中的夢魘。不同於台北市一貫的《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條例》之適用，自2008年起，法務部開始對華光社區佔建戶提起拆屋還地的民事訴訟，並且在判決定讞以後，對於不願搬離且未尋求和解者處以「不當得利」之處分，一場漫長的抗爭也於斯展開。
2012年底，光明里兩戶住家的強制執行令，是學生組織進入社區的關鍵，初期以為判決已定讞，缺乏抗爭正當性，只期待能在全區強拆前，引介社福資源，協助社區當中因經濟弱勢、年老獨居、身心障礙而未能找到適宜居所的居民。峰迴路轉，自救會因著危機意識起而至台北市府、行政院進行大規模陳抗，民代從旁介入協助，加以外圍團體的關心與聲援，年底的危機因法務部的緩拆而暫告紓解。學生訪調小組也在此時，開始與自救會有更深的互動關係，從訪調工作開始逐漸與居民建立信任關係。先前的抗爭因為意見分歧、路線差異，社區較難凝聚共同的抵抗意識，在2013年起，始有匯集合流之勢，並且分出國會遊說、居民組織、對外經營、文史保存等等方向，漸漸褪進為現今學生小組與自救會之形式。
2013年初開始，華光社區以「安置計畫保障基本人權」、「撤銷不當得利」、「國土活化廣納市民參與」三者為主要訴求，開始進行較有組織化的抗爭，並且戮力連結更多的外界力量。我們認為，華光社區的抗爭具有的意義並不在於守護私有產權，而是在對抗壟斷性的政商土地開發力量，爭取基本居住權的同時也強調要結合公共性的都市規劃政策。經歷過無數次官署前的抗爭、陳情，以及3月27日（光明里2戶）、4月24日（金華街店家與住戶）的兩波強拆，華光社區的議題漸漸為較多人知曉，抗爭所打開的空間使得討論與對話得以滋長，這波反迫遷的運動並未成功，但也開啟了更多想像的可能。未來社區的抗爭運動應當何去何從？筆者在此提出三個方向，茲簡述之，盼能引起更多回饋與反響。
選擇性的依法行政，利益驅使的強拆暴政
就法律面而言，首先，筆者以為不能單單以民事爭訟的角度來看待華光社區、紹興社區這類的案例。法務部對華光社區、台大校方對紹興社區居民提起告訴的法律根據乃基於《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這個甚至稱不上行政命令的「原則」，依《民法》第765、767條得要求拆屋還地、依第179條得索求不當得利。然而在這樣的規定之下，卻有龐大的「公法遁入私法」之疑慮：民法只規範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關係，政府作為公權力施展的主體，不只不等於私人，也非私人所能抗衡，因此可以見得，在華光社區的爭訟當中，國家得以在清理騰空的過程中上下其手，強力脅迫居民搬遷（以巨額不當得利作為要脅、強制出動警力配合拆遷）的同時，不給出任何協商空間，亦不顧及聚落的生成脈絡和居民的社經狀況。
其次，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在數年前便簽訂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並且制定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其位階僅次於《憲法》，具有國內法效力。其中《經社文公約》明確保障了人民的適足住房權，「相關一般性意見」也進一步保障了不受國家任意迫遷的程序與實體權利，並明訂政府應與迫遷戶真誠協商，乃至於窮盡所有資源提供替代性住房的責任。但在政府處理華光社區的爭議當中，卻不見此類法規的任何考量，甚而日前江宜樺院長曲解兩公約之意涵，說出「違建戶沒有居住權」這樣的言詞，顯見政府在法學上的理盲。
總歸一句，在法律面上，運動對抗的不只是國家的立法貧弱（《國有財產法》對於違建戶處理的規定付之闕如，行政機關只得在上述《處理原則》當中便宜行事，顯有違法律保留原則），也應該面對政府在利益驅使下的選擇性「依法行政」，引介「兩公約」是一個策略，但假借「公共利益」為名、剝奪居民原始居所之事實，今天卻是政府眼中天經地義的作為。如何在法理上開展出更有力的論述，獲致輿論之肯認將會是運動未來的一個方向。
破除黑箱，國土活化決策再開放
公共政策面向上，一直以來面對到的是重重黑幕之下不公開的決策過程，土地如何利用、國土如何開發、市民如何受益？在都市規劃過程中，既沒有適當的民眾參與空間，也不見考量居住公平、分配正義的通盤考量，未來的土地用途只有從政府高層宣示性的放話當中勉強窺知。為了創造國庫收入的帳面收益，將大片基地的地上權以BOT的方式標售給財團，已經是政府屢屢遂行的不變技法，抹去在地脈絡、歷史記憶、庶民生活，換來的是高級商場、觀光旅館、金融特區，民眾彷彿是玻璃帷幕外的行人，只能觀看這一切的生成卻無法介入有所異議，並且也無法消費、享有，間接導致了階級的分化和分配的不均。
在過去，我們不斷的透過社區導覽以及工作坊的形式，引介更多人進入社區，爬梳「監獄口」的過往歷史特色，以及社區的獨特自然、人文生態，進一步地也鼓勵一般市民提出對於基地未來規劃的想像。市民的諸多發想讓我們看到，都市規劃不只是專業壟斷、政治綁架，從庶民的眼光出發，才能真正開展出適切而符合居民需要的想像：居住權與經濟發展、文化地景和新穎建物其實從不衝突，但現今政府的決策手法排除了種種未來可能性。
高級商業區勢必帶動房價上漲，高昂房價致使空屋率節節上升，吸引更多投機者與資本家進場，擴大了居住權上的不平等，在分配正義的向度上，我們希望能藉此論述招徠更多民眾對於身邊國土開發的關切。而在開放參與的戰線上，我們也更能夠結合其他公民團體的力量，思考如何在反對資本壟斷的考量下，在都市計畫裡植入更多公共性的種子。
草根經營，在地實踐，組織行動
如同許多社區工作／運動，在華光社區的經驗告訴我們，與居民－－抗爭行動的主體－－信任關係的建立，往往是運動的最關鍵所在。頭人政治、都市聚落中居民關係的離散都是起初面對的挑戰，即便經歷了半年，訪調小組仍然不敢聲稱已經超克了這些原始的限制，居民的日常探訪、社區大會的舉辦與經營仍然是整場運動不可或缺的要素，關係的處理也決定了運動維繫的成敗，在這之後才能論及組織、動員、抗爭工作。
而未來華光社區勢必要面對的，也是一波一波的強拆，肉身人牆式的阻擋勢難避免，在動員的同時，不忘回頭充實論述，並且穩固內部組織凝聚力量，方能使輿論關注度有升高的可能。在每一次的抗爭行動當中，我們也有必要對於國家公權力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挑戰，直接面對一般大眾對於和平理性的既定想像，藉由偏離一般認知常軌的手段迫使民眾思考衝突性的議題。
衝突必定帶來反挫，在這幾波的抗爭衝突之中，警方與執法單位的「策略性訴訟」（SLAPP，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已經是一種常態，即便對於學生等年輕參與者亦毫不留情，在法律程序上略施手腳即可使得聲援者疲於奔命、備受滋擾，進而引起寒蟬效應。另外一方面，政府對媒體的封鎖與干涉一直以來都非常嚴重，往往華光社區相關的新聞就僅停留在衝突現場、激情群眾與受傷的畫面，缺少議題的深入探討。這樣的單向傳播並無助於溝通，反而激起民眾對於抗爭者與社區住戶的反感，失去群眾的運動也難有持續維繫的動力，而這正是行政高層所樂見的。對於這兩股反挫力量，該如何因應，或許不僅僅是華光社區，也是許多抗爭運動所必須思考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