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在歷史長河中的嘆息—華光社區的歷史與居住脈絡

黃得城

一座都市兩樣情
從羅斯福路轉向，沿著杭州南路走一小段後，便可望見聳立在左手邊的中正紀念堂－－一座上個時代的威權象徵，與之相對的右手邊，便是掛滿布條的華光社區。然而，1980年代才完工的中正紀念堂早已成為國定古蹟、市府列冊文化景觀；在日治時期便已發展至今的華光社區與其內為數許多的日式官舍建物卻在荒廢已久並拆除大半後才因市民團體的強力推行而成為暫定古蹟，更處於法務部與其發包廠商的怪手陰影之下，兩者的境遇可謂天差地遠。
在金華街右轉，穿越金山南路，到麗水街，再左轉，直至杭州南路二段30巷，繞回到杭州南路，這便是過去台北監獄－－日治時期台北刑務所－－所含納的範圍。位於其內一隅的華光社區，便是依附台北監獄所建構而成的古老社區，即便在監獄遷移已久的今日，社區與台北監獄的命運仍緊緊扣連。轉回杭州南路與愛國東路交叉口，這裡原本是台北刑務所的大門，因而得名「監獄口」。現在車來車往行經愛國東路，過去卻是只有犯人或執法人員才會步入的森嚴巨門中。將近一個世紀的華光社區的成形反映了都市發展的歷程，台北刑務所更可以說是這塊地的起點。
監獄之口，圍牆之下－－社區的歷史脈絡
日治時期台北刑務所的興建
台北刑務所的興建計畫，就是一部拆台北城和鎮壓反日勢力的殖民政治和城市歷史。1895年，台灣為日本殖民的歷史開始。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維持社會治安與鎮壓反日運動，在台灣北部改造原台北城清衙門，稱就定為台灣總督府台北監獄，後因總督府主導的治安與鎮壓行動規模日增，台籍犯人不斷增多，總督府決定建造新的台北監獄，於1910年完成。刑務機關本身並不僅僅是收納犯人之用，其展現了一個政權的統治權，它代表著政權治理的能力，同時也隱含了國家合法使用暴力規訓人民的權力。而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推動現代以「自由刑」為主而強調「規訓」的獄政體系取代舊有清代制度亦不只是政權的轉移，更是宣示台灣進入現代化國家體制之下。
1895年11月，日本殖民者制訂了《台灣監獄令》共4條及《監獄假規則》共20條，開始了台灣日治時期的獄政史。隔年4月，日本人開始在全台灣各地規劃設置監獄，規劃了13所監獄。當時主要建築群之興建年代，介於1904 ~ 1921年之間。以興建順序而言，台北刑務所、台中刑務所和台南刑務所是最早興建的3大監獄，之後陸續成立了新竹出張所、台北刑務所宜蘭支所與台南刑務所嘉義支所等3座，這6座監獄是日本治台初期最早興建的西式監獄建築。當時監獄位階層級制度由上而下訂為：刑務所、支所、出張所與代用刑務所。
拆舊牆，蓋新牆
在城內興建監獄，同時所發生的是清領時期興建的台北府城的拆除。日本統治者入城後，於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開始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開始拆除台北府城城牆，1904年底前，除了4座城門外，落成於清1884年的台北城所有城牆幾乎都拆除完畢。因新建設急需建材，台灣總督府即沿用台北城城牆的石材來興建新的台北監獄。
日殖民之初大興工事，所運用的材料有許多都直接取自台北城。圍牆石材，也是一塊塊由台北城拆除後直接轉用。清朝在北台灣主要的採石場位在觀音山和唭哩岸主要出產安山岩與唭哩岸石，觀音山石材多用於廟宇建築，唭哩岸採石場則產量不足，因而後期在內湖增加開設金面山採石場，石材以溝渠運下山，然後經過基隆河水路而運到台北城。如今這些留在南面圍牆的每一塊石頭都如此跋山涉水而來，經歷了百年歷史地景更迭。
台北刑務所為台灣最早的新式監獄之一，與台中、台南刑務所同時期興建，是台灣3大監獄耗資最多、規模最大者，建地約1萬6千8百多平方公尺。台北刑務所由日本設計監獄的第一把手山下啟次郎技師和福田東吾技師設計，山下也曾經參與東京巢鴨大監獄的設計。日本學者竹越與三郎參觀台北監獄曾指出：「在東京巢鴨及其他監獄都是磚造建築，但台北監獄則超越專造而是石造，其建築規模宏大，可說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建築物。」
壓迫與勞動－－監獄的故事
監獄採取興起於1 8 世紀末的「賓州式」（Pennsylvania System）設計，採取小間獨立監禁，監獄格局方正，獄舍空間是採取放射狀設計，利於中央瞭望塔管理，設有拘置室事務所、懲役監、女懲役監、炊事場、醫療室、工廠、隔離病舍與刑場等。監獄周邊設有高牆，超過4公尺，現今仍存有南、北兩段圍牆，北段為原址重建，被列為文化資產；而諷刺的是，南段乃是未經搬遷、加工的原址圍牆，卻遭作為管理單位的法務部漠視。
從殖民時期的政治思想壓迫，有許多被視為反動分子者都曾囚禁於台北監獄，蔣渭水，簡吉，賴和都在此留下身影。台北刑務所還設有絞刑場，乃日治時期總督府對死刑犯的絞刑行刑所在，反日人士羅福星即於此被日人絞殺。二次大戰期間甚至有美韓等外國戰犯命喪於此。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監獄，監獄遷址之前，亦有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於此受監禁或處刑。
日治時期的監獄制定多種工作類別，要求囚犯進行勞動，美其名是勞動中進行改造教育，實則利用大量便宜勞動力。監獄可自籌經費，補充政府經費不足。這種作法延續至國民政府接收以後，監獄周邊的許多宿舍與設施興建，就是由犯人勞動興建完成，例如1961（民50）至1971（民60）年期間興建司法三村至十村等8棟4層樓公有宿舍（金華街4棟即為編號五／六／七／十），亦為此這種監獄勞動的延續。如今台北監獄已經搬遷拆除，但是周邊宿舍群落變動，對照日治時代航照圖和地形圖來看，當年每一棟宿舍的位置，幾乎都沒有改變。日治時期遺留的黑瓦斜頂木屋多數還在，只是歷經增改建，多了磚、水泥或鐵皮等混和建造之住宅蔓延雜生。愛國東路、金華街和杭州南路構成的街廓中，還有當年刑務所演武場遺址，以及司獄官和武警的宿舍群（包括不同位階官舍以及全台少見的口字形宿舍）。
改旗易地－－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刑務所
1949（民38）年，國民政府遷台並接收台北監獄舊有用地，做為台北看守所和台北監獄，而原先周邊附屬日式木造平房，則做為安置法務部職員宿舍之用。早期院檢未分隸前，看守所、監獄合稱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法院和看守所、監獄相關人員都配住於此。隨著台北市的都市化，台北監獄應搬遷之討論不斷，但始終因經費無由作罷。直到1960（民50）年開始，台北監獄周邊的農場土地開始標售，後決議將原台北監獄土地賣出籌措搬遷經費，1970（民59）年土地標售給中華電信，亦即今日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所在。於是，刑務所遺蹟只剩北面與南面幾堵高牆，稱為「台北監獄圍牆遺蹟」。
1975（民64）年，看守所償移土地給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所用：中華電信現為行動通信、國際線路機房、國內線路機房使用；中華郵政則為台北信件處理中心，行動通信分公司的一樓作為手機銷售旗艦店。
誰以為家－－社區居民的來歷與組成
日治時期的居住形式
刑務所的運作需要充足的人員，殖民政府遂開始在監獄周遭大興土木，以紅磚、瓦、木材等建造一棟棟的日式宿舍，供行政官員大大小小的刑務所職員使用，其中不乏有著不同功能的建物，如培養國民精神的武德殿與日式浴場等等。除此之外，眷舍附近亦有一些平民百姓在此定居，或許是因為鄰近被高度汙名的刑務機關，居住於此處者多不屬於高社經地位，而往往在社會位置上處於相對弱勢，而這樣的居住型態亦延續到戰後。
經歷漫長的世界大戰，日本政府戰敗、投降後逐步撤出台灣，由國民政府接收。然而，局勢仍未底定。在與共產黨鬥爭失敗後，大量的軍民湧入台灣，除去有官階或有背景者，仍有為數許多的移民無法在體制內找到居住之所，因而出現許多隨意搭建而成的眷村，大量的軍民移眷以木頭、磚塊、鐵皮在一些特殊的區位如軍營、政府機關附近搭建單層樓房，有些則在稍後修整成兩樓。這些建築有些因為地方政府的法規而得以合法化，延續到今日；而位於國有土地上的則成為非列管眷村，飽受法律規範與歧視之苦，近年來爆發的紹興社區事件與今日的華光皆是非列管眷村問題的反映。
時空遺民－－二戰後的居民來歷
在台北刑務所經接收而成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後，法院、看守所和監獄相關人員都配住於此。當時，居民組成不僅為公務員，也包括日據時期原有居民與早些來台的軍人居住。這些非正式住宅營建，和台北市過去許多眷村聚落相似，「暫時居住」的氛圍下，短時間內城市又無法因應大量人口增加，許多公務員便在自家院子裡或鄰近空地自力搭建擴充，給與較低層的公務員與家庭成員出租、居住，呈現互助的社會精神。許多人也在上司口頭允諾增建後進行搭蓋，當時許多人僅將台灣視為暫時的避難處，沒料想會在此居住一輩子。
1972（民61）年台北監獄、台北看守所搬遷後，部分看守所與監獄人員隨之搬遷到桃園、土城，申請放棄華光宿舍；也有些人把加蓋的房屋經由親友介紹、轉賣；有些則申請退休仍舊住在華光社區。空出來的華光宿舍和房屋，正好接收了湧入台北市的大量城鄉移民，若非此處低廉的居住環境，不少基層居民實在無法在台北市尋得住處的。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華光社區居民的來源遠較一般社區來的複雜，若依其遷入年代區分，則可以區分為日治時期居民的延續、政府公務人員或其家眷、國軍或二戰後來自秋海棠大陸的移民以及歷年自各地不斷進入、落腳台北的城鄉移民。
一刀兩斷－－法律框架下的居民分類
在依法行政的目標下，法務部依其法律位置將居民分成「合法眷戶」、「非法眷戶」與「違建戶」三種。第一種是「合法眷戶」，涵蓋了因職在身而配給宿舍者，原本有141戶，在政府發放拆遷補償金後已全數搬離；原有354戶的「非法眷戶」則是因為各種因素（例如調職或因公職受配給宿舍之親屬亡故）失去眷戶資格，其在協議拆屋下僅存7戶。目前剩餘較多的「違建戶」多為早年因居住空間不足而另行建築的公務員眷屬或城鄉移民，在經歷過一次次告訴、要求拆除與被追討不當得利後，被要求拆除的原183戶也僅剩50多戶。在法律角度觀看之下，擁有各自生命歷程的居民被活生生切割成三種角色，而政府也以法律與宥於財產權觀點「正成」，自己控告華光社區「違建戶」的「佔用國土」行為，向其求償5年的不當得利。
華光社區的地景轉變反映了台北市的殖民歷史和都市化過程，監獄地景的形成和轉變，記載著殖民者引進現代性監獄制度漢改變城市的野心，也記註著底層人民抵抗殖民，以及戰後適應國家變動年代的生存掙扎，此重要歷史地景應作為未來城市規劃的反省基礎。
從被控告的那一刻到今日，華光社區的「違建戶」走的走、搬的搬，僅存的居民在「凍結帳戶」的情境下與中央政府持續對抗、尋求不同的解決辦法。然而過程始終不甚順利，隨著時間流逝，華光社區依然是風中殘燭，政府與居民、聲援學生的動作不斷，更在強制執行下爆發激烈的衝突。而漫長的歷史長河所堆積華光社區便逐漸消逝在這塊被長期忽視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