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實驗vs.實驗的生命－從明陽中學林姓學生移送綠島事件談起

李宥樓

生命的實驗vs.實驗的生命
從明陽中學林姓學生移送綠島事件談起
◎李宥樓_文字工作者

黑與白之間，有非常長的灰色地帶。或者，我們可以說，黑，不過是極度的灰；而白，只是極度的不灰。是黑是白是灰，端看每個人做判斷時的觀念、情感、情緒、認知習慣、利害考量等各種因素間複雜的交互作用。

今年6月，明陽中學林同學被移送綠島事件，凸顯了矯正學校定位尷尬的問題，也彰顯了在保守法務系統主導的現行體制下，校內每位工作者的困境、無奈、以及其之所以能堅持下來的憑藉。更進一步說，這次事件是在大體制的框架中，各種觀念和人性之間衝突的結果，也是每個人對黑白判斷的角力。

只不過，這次黑白的認定，關係到的是一個年輕生命的未來，而所謂的「未來」，是點點滴滴每一天，他都必須面對的真實處境。

創校來，第4位送綠島的學生
事實上，在林同學之前，明陽中學創校6年以來，曾有3位同學先後因重大違規被移送綠島；其中2次以會簽方式處理；另一次因王同學的導師有異議，所以召開「學生處遇審查委員會」討論。由於多數老師、教導員都投贊成票，王同學自己也希望到綠島，最後決議將他移送綠島。

在該次會議中，同時也討論了另一位莊同學的處分問題。當時與會人員決議將莊同學移送綠島，但校長蘇景進考慮到莊同學只是小過不斷，沒有重大違規，因此動用校長的否決權，仍讓莊同學繼續留校。

從王、莊兩位同學的處遇結果不同，可以看出，決定不同學生應如何處遇有其灰色地帶，矯正學校的每位工作者的態度並不盡相同，甚至連學生本身對於綠島監獄的感覺都不一樣。

回到林同學的處遇事件。綜合各方說法，這個事件最主要的爭議點在於：一、決定程序是否有問題？處置是否合法？二、為什麼林同學會被移送綠島？站在矯正學校的教育宗旨，是否應該移送任何一個學生到綠島？

根據現行法律，「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理當是「監獄行刑法」的特別法，也就是說，少年受刑學生不適用於「監獄行刑法」及其他成人監獄管理規定。受刑學生違規時，僅能根據「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最多僅能禁止其參加戶外活動3日。明陽中學動輒將學生關在靜思房（獨居室）1到3個月之久，以及歷次移送學生到綠島的決策，其實都已違反了法律規定。

直接簽核，沒經過「學生處遇審查委員會」討論
然而，法務部政務次長湯金泉在接受採訪時卻指出，林同學碰觸到教導員的肢體，已達「法務部所屬各監獄受刑人移送綠島監獄規定」之要件，依法可以移送綠島，而所有學生移送綠島的工作，也由法務部人員執行。由此來看，法務部有違法或刻意曲解法令之嫌，而明陽中學主要是遵照主管機關法務部對法律的解釋，才會移送學生到綠島監獄。責任歸屬，有賴相關單位深入調查。

在明陽中學誤以為移送綠島為合法的情況下，針對此次林同學的移送綠島處分，採取會簽方式辦理，由於訓導主任、輔導主任、教務主任等會簽人員都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校長蘇景進因此直接簽核，並沒有召開「學生處遇審查委員會」。

蘇景進說：「如果有人持反對態度，我想我會開會討論。我自己在簽同意移送的決定時，也的確有點兩難：站在教育的立場，應該盡量不要放棄任何一個學生，但是考慮到部分教導員和老師的情緒和心理壓力，如果不處置的話，很可能會造成學校運作的全面崩盤。」

蘇景進在裁量權灰色地帶的兩難考慮，其實指向第二個爭議點：（在學校遵照法務部解釋，認為移送綠島是合法的前提下）林同學為什麼會被送到綠島？他應該被送到綠島監獄嗎？

在此次疑似與教導員有肢體碰觸（或衝突）的事件之前，林同學因與同學打架犯下5次違規紀錄，已達「法務部所屬各監獄受刑人移送綠島監獄規定」之標準，但校方並未做任何處置。很顯然地，這次事件是關鍵的引爆點。

校方為何做出送學生到綠島的決定？
雖然被林同學碰觸到身體的教導員並不那麼在意，但其他部分教導員卻認為要嚴懲林同學。為什麼呢？是林同學挑戰到管理人員的權威？還是這樣的身體碰觸挑戰到了管理人員的安全感界線，出自人性的恐懼，使得某些第一線的工作者本能地尋求自我保護，以確保日後管教學生時的安全和順暢？

「明陽的學生85%是暴力犯，真的衝動起來，一支原子筆就可能出一條人命。」蘇景進校長說：「教導員直接面對學生的管教，不像老師上完課就走，而且要24小時跟學生在一起，心理上比較有壓力，也比老師更容易受到學生在言語或肢體上的威脅，我們教育人員應該要謙卑地寬容他們的感受。」

假定程序沒問題，會簽的方式和結果能否符合每位學校基層工作者的心理期待？是否符合學生自身的最佳利益？進一步問，如果召開「學生處遇審查委員會」，林同學是否還是會被移到綠島？或者會不會有其他學生被送到綠島？答案若是肯定的，可以想像，在多數決的民主制度運作下，難免會有老師或教導員感到傷心和遺憾，也難免會有學生被迫接受綠島外監的高度隔離監禁生活。

「重大違規」學生就該送綠島？
答案若是否定的，我們更要問，留在學校的眾多學生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

根據「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矯正學校設置之宗旨在於：「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

現行的高壓管理方式、密閉窄小的牢房、沒有隱私的生活、24小時全方位的監控、集體上課的學習方式、記功記過的累進處遇制度，真的有助於學生「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活」嗎？

就像林同學，一個弱勢的原住民少年，因為搶劫鄰居的數條金項鍊被判處11年9個月的重刑。面對關了6年多仍無法假釋的遭遇，面對母親剛過世的悲傷，面對6歲幼女只能託付老父親照顧的困境，以及長期被關在狹窄房間，沒有自由地被監控，真的有助於他療癒傷口？還是加重了他的情緒問題？

他在學校期間，數度自殘，無法自我控制地流淚，為什麼沒請專業精神醫師幫忙診斷或治療？當他走到幾近崩潰的極限，只因一時激動或驚嚇而與教導員發生肢體碰觸，是否就得被移送綠島？

對此，法務部政務次長湯金泉表示，「不管學生的精神狀態是否異常，我們只能以他表現在外的行為為準。行為違規就是違規，這樣才能放之天下而皆準，不然沒辦法管理。如果他真的是病人的話，頂多扣分少一點，或送到精神疾病的專門監所。」

對矯治制度不同意識型態的角力
「明陽中學是五星級的學校，校園比一般高中更寬闊，設備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其他監獄，處遇已經是絕無僅有的寬鬆。但是，本質上不能排除它是監獄的性質。這些學生背負著刑事責任，不能當作一般正常的小朋友看待，他們領的是囚糧而不是學生的伙食費，怎麼可以像一般學生對待？萬一跑了，誰負責？」

湯金泉這兩段話，代表了法務系統的監獄管理主義觀點：只要不出人命、不脫逃，受刑學生是否有精神狀況並不重要，「不好管理」的學生就得跟其他成人監獄的「頑劣份子」一樣，被送到綠島——比一般監獄更偏僻的社會角落——高度隔離。而其實，所謂的「不好管理」或「頑劣份子」，可能只是因為受刑人無法適應現行監獄管理或生活方式，因而爆發的包括自殘等各種情緒行為反應。

在監獄管理主義的限制下，目前矯正學校蒙上濃厚的監獄色彩，而且必須兼具法務部下屬執行單位的任務，經費、運作方式，乃至空間與人力配置都受法務部掌控，有心的教育工作者只能透過自己的力量，想辦法在體制縫隙中實現教育理想。

例如，蘇景進校長剛上任時，決定固定讓學生參加升旗典禮，便遭到法務系統的反對，認為讓受刑學生集合很容易產生暴動，攻擊管理人員。學校開辦烹飪課，法務系統的反彈與疑慮更大，認為烹飪教室有許多刀叉，容易被學生當成凶器。

蘇景進在校內辦理社團活動，法務系統照樣持反對態度，因為監獄管理最忌諱讓受刑人有串聯的可能性，更何況要打破班級建置讓學生自由參加社團。於是乎，法務部祭出教育部「聯課活動每班必須超過25人」的規定，凍結經費，腰斬了已辦理1年多的社團活動。

不同訓練背景的老師和教導員彼此學習磨合
在夾縫中努力的，並非只有狹義的「老師」。「老師」的身份也不等於觀念和作法先進。不管在少年輔育院或矯正學校，都有一些老師主張高壓懲罰學生，也有許多教導員用自己的方式想辦法救學生。因為訓練背景與工作角色不同，老師和教導員或許會有不同考量點，但不應被簡單地被二分對立。

誠如林瓊玉老師所說：「在目前的矯正學校，老師要生存下去，必須要靠教導員的力量。」蘇景進校長也認為，「以目前矯正學校的設計來看，老師和教導員其實都是教育工作者，大家都在互相學習，尋求彼此觀念的磨合。」「就像『正義』不是一成不變，需要依實際狀況來衡量，教育也不能光憑愛心，必須有實際的專業做法，我很樂意看到監獄的色彩少一點，但在現實的制度還不能改變的情況下，我們教育人員只能更認真學習，從個案的經驗研究中，發展出『本土化的少年矯正教育模式』。」

作為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少年矯正機構，矯正學校就像一場生命的實驗。參與實驗的，不僅是每一位受刑學生，也包括校內所有的工作者。在獄政、教育、輔導、行政、政風等多種系統的觀念衝突下，每個人都在摸索新的生命出路，多少都受到一些震撼和挑戰，在複雜的人性中掙扎，在相互妥協中改變，或者共同激發出新的創意。

為「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無止盡的奮鬥著
「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這句話說起來很容易，但對矯正學校的工作人員來說，卻是時時刻刻永無止盡的奮鬥得來的，因為就像林同學一樣，每位受刑學生背後都有複雜的故事，都有各種難解的心結；而生命直接碰觸生命的教育現場，往往佈滿了灰色地帶，考驗著每個人的人性、觀念、勇氣和智慧；更何況，還得疲於應付主管機關法務部的各種壓力。

在保護學生權益的前提下，矯正學校所有工作人員的心情和各種需求，是否也該被看到和尊重？在法務部保守觀念主導下的矯正學校制度設計，是否真能提供足夠的資源和心理支持，讓每位工作者可以不用擔心自身的安全會有危害？可以想像並實踐，在現行嚴懲制度之外，其他可以讓學生改變的更開放而民主的方法？可以心靈夠強壯到，可以不斷在跟學生的互動的衝突和挑戰中，一次次克服自己的焦慮或氣餒？

翁秀卿和林瓊玉兩位老師不畏法務高層的壓力，主動跳出來營救林同學，不僅是教育工作者高度理想與勇氣的展現，也顯示矯正學校成立6年以來，這個生命的實驗雖備受艱難環境，仍發展出了與一般封閉獄政體系很不一樣的文化，這是值得欣喜的事。

更重要的是，這次事件或許能開啟一個新契機，建立出多元的對話場域，讓矯正學校不同角色的工作者展開更深入的對話，從而發展新更好的矯正教育方式，同時也讓社會重新省思，我們要怎樣的矯正學校？能給觸法青少年怎樣的幫助？甚至全盤檢討，台灣教育和社會文化的根本出了哪些問題？

為了眾多年輕生命的未來，許多教育工作者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參與這個生命實驗的每個人，都造就了實驗的生命走向；而這個實驗的生命走向，也會反過來影響每個生命。掌握這個實驗大權的法務部官員們，請別忘記，每一個你做的決策，所面對的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他和你一樣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