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興票案看台灣司法的角色

王時思

從興票案看台灣司法的角色
王時思

一如往常的，每當司改會針對特定個案發表意見時，總會湧入大量的電話讓我們應接不暇，咒罵者有之、鼓勵者有之，原因不外乎我們的新聞可能支持了誰或打擊了誰，對於真正願意聽我們說完、瞭解我們在做什麼的人真是少之又少。而像興票案這樣引起重視的大案，當然在第二天見報後，抗議電話幾乎癱瘓了我們的線路，很遺憾的，原因幾乎都是——我們打擊了興票案中的被告，宋楚瑜先生。
這樣的反應說明了一件事，包括媒體與閱聽人都沒有真正瞭解甚至看完我們的新聞內容，因為我們自始至終質疑的都是：「洪檢察官憑什麼做出不起訴的處分？」如果宋先生無罪，這份起訴書不足以還其清白；如果宋先生有罪，這份起訴書就是瀆職偏頗。我們關心的從來就不是宋楚瑜先生在本案中的地位，而是關心，司法究竟用什麼來回應社會的期待？
我們毫不避諱這是一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甚至牽引政黨對立的個案，但是，我們卻正是要藉由這樣備受爭議的個案，才能讓人民看清楚司法在社會中的角色。無疑的，這樣的個案，支持者溺愛有加，無視於當事人的可能罪行；厭惡者鄙夷有加，恨不能加重其罪；這其中社會對立的情緒與不滿無由化解，唯有藉由一個真正中立、公正力量的裁判方得以終止，而我們以為，司法正是這股當仁不讓的力量。而坦白說，這份不起訴書沒有讓我們得到這樣的信心。
在新聞聲明中我們由律師詳列了不起訴處分書中的疑點與質疑，也費盡心力整理出了興票案中往來帳戶的資金流向圖（雖然複雜的程度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我們希望說明的就是，無論從洪檢察官的調查程序還是實體內容，這都不是一份足以說服社會的處分書。
從程序來說，許多人已經一再指出，由檢察官紆尊降貴親至嫌疑人家中問案，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尊崇，估不論當時有無書記官或其他第三人在場，足以證明其問案內容，僅就這樣特殊禮遇的程序就讓人不瞭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究竟所指為何？如果連偵查程序都可以因人而易，是不是暗示了法律可能的差別待遇？而就一般的認知，受調查者如果社會地位崇高、受人尊敬，地檢署的會客室或檢察長的辦公室也都算是非常禮遇的例外待遇了，何來親至嫌疑人家中的必要？
而另一項重大的程序瑕疵則在調查人證的過程。無論從新聞或當事人的指陳中都可以發現，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先生，就是否授意宋先生擔任各項國民黨資金處理任務具有關鍵性的角色，而很不幸的，無論基於個人恩怨或選舉糾紛，李登輝先生並沒有直接承認過其有過授意的表示。這表示，如果連當事人都未見得同意其處理這些資金，那麼觸犯侵佔罪的可能顯然非常之高，因此想要洗刷這樣的污名，勢必要經過關鍵當事人，也就是李登輝先生的澄清。而令人疑惑的，本案的調查工作竟在未及於李登輝先生的情形下就直接認定不起訴。所以我們才說，這樣的調查根本不足以洗刷其嫌疑。
而從調查實體的結果來看，當我們費盡的把不起訴書（基本上亦與監察院調查報告中的內容相同）中的帳戶及資金流向清理出來以後發現，這些資金不但流向複雜，基本上除了少數幾筆金額外，幾乎根本無法區分何為國民黨公款、何為宋先生或其親朋好友之私人資金，這樣不清不楚的流向還要再加上，當事人雙方所提供的金額數目並不一致，也沒有逐筆核對用途，面對這樣雙重的質疑，究竟檢察官要如何據以認定其中並無違誤呢？
而如果是因為宋先生已經返還國民黨款項而認為並無侵佔事實，我們若以同樣標準來檢視其他侵佔案件時卻發現，在既有的侵佔案例中，還不還錢根本就不是認定侵佔與否的條件，只要一旦發生未經當事人同意的財產佔有狀態，就構成對侵佔罪的認定。
面對這樣層層的質疑，我們才說，這是一份不足以服眾的不起訴處分書。
有人說，連國民黨都不在乎了，你們還爭執個什麼勁兒！我們要回答，這正是我們痛心的所在，當台灣走向政黨輪替、民主發展的時刻，每一步發展都決定著未來台灣未來進步與否的方向，問題是政治發展有其進步的一面，亦有其腐敗的一面，司法就成為最重要的防腐劑，政客們或許不在意為了一時的利益權勢而因循苟且，但是，身無社會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難道也要隨之起舞，或根本視而不見嗎？難道我們的司法就要在民主來臨時決堤嗎？難道這不是司法該勇敢選擇是要睜一眼閉一眼，當作「私人糾紛」和稀泥，還是要堅持理念、爭出是非的時候了！
身為司法的一份子，我們只是希望司法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多人相信，介入政治個案不是為了打擊誰、支持誰，更不是為了政治利益的獲取，而是為了捍衛司法獨立中立的力量；而且，只有司法能光明磊落的面對政治案件時，才是司法超越政治贏得信賴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