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恨的是罪，不是罪人

林永頌

問：您當初為何會接這個「千夫所指」的案子？
當初接這個案子比較擔心的是，對擔任司改會執行長的角色會不會有負面影響，比較沒有考慮個人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幾個想法：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謝長廷律師的委託，因為他是在救人質，我接案子不也就是間接在救人質。第二個原因就是關於司法改革的理由。台灣的刑案，尤其是重大的刑事案件，因為面臨社會輿論關注，檢警調的破案壓力隨之增高，這種狀況比較容易流於刑求逼供或「不得不」冤枉被告的情形發生。當初我並不清楚有無刑求逼供，但是基於以上的想法，就還是接了這個案子。
壞人的家人不一定是壞人……
更直接的原因是陳進興為他家人喊冤，他們本身也喊冤，他們不只是沒有錢打官司而已，而是沒有人肯幫忙、想幫忙，因為社會認為壞人的家人也壞透了。壞人的家屬在輿論上、道德上都受到苛責，我想是很難避免的事，可是在法律上卻不應該這樣；尤其因為這案子太轟動了，更不會有人願意辦。當時他們喊冤，而我覺得當律師就是要幫忙接喊冤的案子，這些因素之下接這案子的義務辯護。
當時陳進興投案是八十六年底，可是他太太張素真是在八十六年4月25日被抓，張志輝則是在5月24日，所以很快就於8月起訴。當時一審判張志輝無罪、判張素真一年九個月，立即引起社會輿論譁然，宣判的當晚有多家電視台談話性節目皆在談這判決，當晚我就跑了三、四個節目。從民眾call in的情形來說，差不多有將近七成的的民眾認為法官判錯了，怎麼會判無罪？頂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認為需要有證據，檢警調也不無逼供的可能。
那時我上節目的感觸很深，犯罪人的家屬一定犯罪嗎？陳進興犯罪是無庸置疑的，也應該被法律制裁、判刑，可是他家人一定犯罪嗎？應該像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樣，可能有，但也可能沒有，應該看證據。除非我們的法律還像民國以前的時代，規定犯罪人要誅三族、誅九族，那當然另當別論！若因為是他的幾親等要被連坐判刑，算你倒楣！可是今天的法律不是這樣規定，不過，雖然法律不是，可是我們的文化卻是啊！
刑罰縱使是報復的觀念，也是報復真的有犯法的那個人啊！他的家人若有證據證明犯罪當然應該判刑，可是沒有證據的也不能就視同陳進興本人。否則媒體說有罪就有罪，警方說有罪就有罪，那又何需法院？也不需要有法律專業素養的法官來審理了，就直接由媒體、檢方來判決就夠。檢方扮演的是控方，負責提出對被告不利之處，而由被告律師來提出對被告有利之處，最後由法官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角色依據兩造所提出的證據來裁判，這是審判最基本的原則。
法官不是包青天……
在這文化的背後，我覺得深深的受到「包青天崇拜」的影響。包青天是因為有第三隻眼睛，有特別的第六感，從一開始就知道誰犯罪，所以當王朝、馬漢抓到犯人，只要犯人不承認就嚴刑拷打，觀眾看到壞人被懲罰就拍手叫好，認為這種壞人被虐待是活該。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法官卻沒有「第三隻眼」，犯罪現場法官並不在，除了當事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我們的文化中並沒有「程序正義」的觀念，不能認識到，法官不是上通天聽下達獄府的包青天，而正因為法官不是神，所以程序正義才顯得這麼重要。
問：對於一審與二審判決間有如此大的差異，有什麼看法？
為了辦二審，我努力拜讀一審的判決書，覺得這法官真是認真。而且有好幾位律師同道都說這位法官真的非常認真而有擔當，是一個非常好的法官。一審律師也沒有聲請調查什麼證據，幾乎完全靠法官主動調查有利、不利之處。
至於要講一、二審判決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之前，要先講法官審理態度的差異。法官應該是一個客觀中立的角色，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部分都應調查，調查證據可由律師來申聲請，也可以由法官來主動調查。這案子二審上訴，法官又新調查一些對被告不利的部份，我們也同時提出調查聲請，二審法官只有主動調查不利的部份，有利的是連看都沒看。只挑對被告不利之處，這當然是不對的。第二點，我們律師進一步聲請調查有利的部分，如針對刑求的部份要求調錄影帶，二審法官也不理睬。第三點，在調查不利證據時，依照法律規定，尤其是詢問證人時，應有被告與被告律師在場。而二審法官在調查不利證據時，幾乎都沒有通知我們到場，使我們失去詰問的機會。第四個點，在整個審理過程中，二審法官對被告的態度近乎無理，說明心證早已形成，審理時只是形式。舉個例：
二審法官問張志輝：「如果不是你做的，為什麼你的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
張志輝：「我照報紙說的，因為當時報紙已經登了！」
後來的審理，法官拿著張志輝所稱看的報紙問：「那報紙有這樣寫，你怎麼沒有這樣說？」
張志輝突然不知道怎麼回答，楞了很久才說：「喔！我記憶沒這麼好！」
當初張志輝被抓時之前，報紙已經有很大篇幅的報導了，對於一些情節當然會知道。一個法官不去追究為何他要照報導說自己沒有做的事，而一味認定是他的辯詞，這樣的問法，已經不配當法官了。這些大致是審理的差異。
至於判決的差異就更明顯了，張素真是一年九個月改判十五年，張志輝一審是當庭釋放，二審是當庭收押，按二審的說法，張志輝有罪且應該判死刑，只是因為自首，所以判無期徒刑。這當中的差異最主要是有幾個點：
半小時之內你就會不成人形了……
二審時我們要求調出當時在調查局、警局偵訊的全程錄影帶，尤其是一開始前幾天的，法官完全不予理會，只肯拿第四天及第七天的，還是調查局主動拿給法院的，我說你不能只拿這兩天的，通常一個人被檢調偵訊時，都是在前幾天就「壓落底」（台語），一開始就讓你屈服了，所以前面的錄影帶很重要。我提了好幾次，每次開庭都提，寫狀子也提，法官就是不理。他在辯論的倒數第二天時叫調查局隔天把錄影帶拿來，依慣例通常在辯論終結當天會播放錄影帶，結果也沒有。辯論終結時，他說：「幾位律師，這樣好不好，辯論終結後，你們跟書記官聯絡，再來看帶子。看了以後，有什麼問題，你們再寫狀子進來。」後來我們只有三天的時間可以看帶子，而且十天之後就宣判了，令人很懷疑法官是不是真的有看過我們的狀子後才下的判決。看了調查局的錄影帶之後，問題很多，舉例來說：
張志輝第一天進去是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六點多開始問，問到九點多時間忽然跳到十點多，有一小時半多的時間就整個剪斷。在這部分我問張志輝怎麼回事，他是說被拖到另一間去，對他電擊手、生殖器官等，或要他站在水盆裡然後將電擊棒放在水裡，不然就是打他、威脅他，且都沒有成傷。這些刑求的內容張志輝在法庭時都有跟法官說。我們認為這一小時半不見的行蹤，是需要有合理說明。十點多再回來的，調查局問話的態度又不一樣了，之前都還算好，後來就是四個人圍起來問話，態度很惡劣，這在錄影帶都很清楚，只要錄影帶不偷偷洗掉。大致的對話是：
調查局：「你有媽媽嗎？太太？妹妹？女兒？」
張志輝：「有啊！」
調查局：「那他們危險了，你知道白曉燕的爸爸是日本三口組的，他媽媽又是黑白兩道都有，你這樣慘了。你還不配合，那你怎麼交代？這樣你家人都很危險，你要知道你姊姊之前被抓進去警察專案小組那裡是被脫光、被踹好幾下，你受得了嗎？我們是不願意而已，不然半小時你就會不成人形了。」
在錄影帶中可看到各式各樣的威脅利誘，這些我都有記錄下來。
在接著看到隔日的凌晨到兩點，也是將近有一小時半的空白，這次不是錄影帶被剪掉，而是錄影機還在錄，但是偵訊室中空無一人，再看到的時候，張志輝是在另一間偵訊室，且頭髮、褲管是濕的、衣服不整，他說是頭被按到抽水馬桶裡，衣服是因為要電擊的關係而拉出來，褲子是因為站在水盆裡（編按：電擊時導電用的）。我們當時也馬上寫狀子陳述這些發現，法官還是不理。法官的說詞是：這一段是有問題的是前三天的錄影帶，而張志輝前三天的自白只承認事後接濟，只是事後包庇，在第四天他才承認是看管人質，也就是共犯參與本案。前三天的錄影帶有問題沒關係，因為我判是判後面第四天所承認的，我沒有依據前面來判的部份。
這種話只能講給沒有頭腦的人聽，因為前面的刑求逼供使人都已經屈服了，後面要他怎麼配合就很簡單，而就自白來說更是矛盾百出。
民意高過真實……
所以你問我說一、二審判決為何有這樣大的差異，我只能說是社會輿論壓力太大，法官沒有擔當，無法真正按照證據來判決，只求討好民意。另外，我們可以「同情的理解」他們，雖然很難「原諒」他；因為這些當了二、三十年的法官，當初在受訓時，完全是比照當兵的軍事化訓練，連棉被都要疊的像豆腐乾、要唱軍歌、要檢查手帕、衛生紙，還要互相檢舉……，訓練他們不敢獨立也不願獨立，不敢擔當也不願擔當。他們會作這樣的判決，也頗符合當初的訓練。這些法官從司訓所開始就躲在司法體系的城牆裡，從來也沒有人監督，與社會脈動完全脫節，只有一天天的覺得自己很偉大，當了法官之後也沒有任何進修，所以便成了今天的這個樣子。
第三個理由是，從以前到現在的司法官訓練、法律教育都沒有任何的人權教育，所以證據法則不懂，也缺乏人權的概念。我真的很想問二審的法官，假設這是你的兒子，這樣的判決你能心服口服嗎？如果發生在你自己身上還能心服口服我就沒有第二句話。
蘇建和的案子是這樣，張志輝的案子也是這樣，真是「別人的兒子死不完」。張素貞、張志輝都是社會邊緣人，都是國中畢業就沒有再讀書，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如果我們任由社會邊緣人遭受種種不公的歧視待遇，不把這些人當人來看，我們要如何期待一個人性的、講正義的社會？
問：接這個案子，對您或您的家人有沒有受到特殊的壓力或指責？
其實我父母是很支持我，只是一直要我禱告上帝，讓我有明辨是非、區辦善惡，有上帝來的智慧。但是另外有些親戚就不太能瞭解，他們都認為我是個不錯的律師，他們還跟我父母問說：「永頌是不是有什麼壓力，怎麼會接這樣的案子？」有個跟我比較熟的姑媽，也疑惑我所做的事，我解釋給她聽，才比較釋懷。最重要的一個人是我太太，她也是律師，她不是不瞭解這可能是冤案，也不是不瞭解這是在救人質，可是她還是反對，她說：「你以前幫助勞工、雛妓，雖然要花時間、金錢，我都沒有意見，可是為什麼要幫助壞人的家人？」可是我覺得如果這樣的案子不接，當律師對嗎？我們的意見不同，有一些爭執，也常談的不了了之。直到後來有一天她說，因為今年六月在司改會的學生營隊看到了【綁票疑雲】這影片，受到震撼，才開始接受我為這個案子辯護。
只要講道理，大家是會改變的……
一審判決時沒有人知道我是辯護律師，二審判決後開了記者會，大家都知道我是辯護律師，後來我上一個晚間節目時，對張志輝的部份，打進來的電話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認為應該是要看證據，不能說壞人的家屬就一定是壞人，這跟當初一審時民眾的反應已經不同。其實也有人罵我，至於恐嚇倒是沒有，只有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不要接這種案件。但是也有人在思考，報紙的民意論壇上有人寫文章支持，甚至也接到不少鼓勵、打氣的電話。而我其他的當事人，不管是被告或原告，只要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子，都很快就瞭解我作的事，都跟我說：「林律師，我知道你作什麼，加油！」，很多人的鼓勵都讓我相當感動。
問：接這個案子最深刻的感受為何？
張志輝的媽媽本來在賣麵，去年案發之後，沒有人再跟她買麵，不得已只好搬到沒人認識的地方才能繼續做生意；沒想到二審判決後，又因為媒體的報導曝光，又沒人敢跟她買麵了。這意味著什麼？難道當陳進興的丈母娘也錯了嗎？她如果有錯，也只能怪她為什麼讓女兒嫁給這個人，可是這實在不是她能預料的，不是嗎？而我們的社會真的這麼有是非、正義嗎？還是一種「不需付代價的正義」？只是情緒性的發洩？
所痛恨的是罪，不是罪人……
看到陳進興的家人所遭受的種種待遇，實在感慨很深。有一次陳進興的大兒子因教會的邀請參加一個郊遊活動，其中有個孩子把他推到池塘底去，只因為他是陳進興的兒子。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我們的社會縱使要報復，也應該針對復陳進興，他的家人已經因為他的關係，一輩子很難抬起頭來，難道我們的社會一定要把他們逼到絕處？這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他的孩子流有陳進興的血液，也許已經比較叛逆，如果我們的社會沒有給予愛的接納，只會讓這些小孩長大後又成為另一個犯罪者，不是嗎？我知道許多教會、更生團契的朋友去關心陳進興的家人，照顧他兒子，這應該是被肯定的。「所痛恨的是罪，不是罪人。」這是宗教上的觀點，陳進興應該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價，甚至以致於死，然而若他願意在死刑執行前承認說：「我錯了！我願意認錯！」這樣對社會不是更好嗎？對他自己也好啊！
在這案子的審判中，深深感受到一審的三位法官非常認真，讓我們很尊敬。這是個很明顯的對比，正因為有如此大的社會壓力，才顯得他們的可貴。面對輿論壓力如此之大的案件，而能堅持做出公正的裁判，這對於社會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法治教育。一審法官如此認真，可是後來卻遭到內部的種種壓力，其實他們也可以輕判以解除社會壓力，可是他們沒有，他們盡力努力、擔當，讓人覺得非常感動，如果沒有一群有擔當的法官，對於社會上弱勢者就沒有公平可言。司法改革碰到其實就是法官的問題、人的問題。
問：這個案子反映了什麼司法現象？
首先覺得體會到司改會的存在真的很有價值，我深深體會至少還需要再努力二十、三十年，司法改革真的很困難。
第二是不適任法官的淘汰如果不加速，那麼不知道有多少蘇建和案要跑出來，
第三，如果人民的法治教育不提升，如果人民對法治沒有概念，如果人民都認為可以媒體審判，檢警調說有罪就有罪，有沒有證據不重要，我們的社會只會更墮落。
最後一點是，有人說到因為台灣不尊重生命，隨便一個颱風就一、二十人死掉。然而司法制度性的殺人更嚴重，我們更應該設法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