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跳脫現制～司法框架下的新選擇

王俊喨

人民參與審判已是趨勢。近年來，鄰國日本、韓國均開始嘗試將人民參與引進刑事審判程序中，並獲致一定成果，而臺灣社會內部也出現了人民對於司法的期待日益升高的趨勢，為回應此一社會需求，司法院也開始試行人民參與審判的觀審制度，一方面使司法的運作更加透明化，藉以增進人民信賴及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法律素人」的觀點，在案件中真實反映出人民的實際法律情感。
有鑑於此，7月26日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司改會）首辦台灣司法史上頭一次陪審模擬法庭，同時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作為官方之對照，以提供更多制度選擇與討論空間。
更為優質的審理
「起訴狀一本主義」，即「卷證不併送制」，亦即檢察官提起公訴之際，僅向法院提出起訴書，不將被告犯罪證據附在法官審理的案件卷宗裡，而是在公開審判時才提出來，由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各盡攻擊防禦能事，再由法官依雙方提出的證據形成心證並作出裁判。避免在案件尚未審判之前，法官可能因為事先看了檢察官的起訴事實、證物，而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的心證。如此一來，較易落實對被告無罪推定之保障，也確立法院於三角訴訟關係中超然中立的裁判者定位，而非成為另一個追訴者或追訴者之幫助者；再者，亦得以達成集中審理及強化交互詰問制度之功效。
法院心證的形成必須以檢、辯雙方於公判庭中所為之主張與立證為基礎，且此種心證形成大多透過交互詰問獲得，勢必將使檢察官親自持被告之相關卷證蒞庭，用盡心力地在交互詰問上下功夫以獲得法官或陪審員之採信。除充實以往流於形式之交互詰問程序外，亦一改檢察官常在未詳細監督警察蒐證情形及有無遵守證據法則，而在證據相當薄弱或牽強之情況下冒然地起訴之積習，間接督促檢察官確實地負起實質舉證責任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
讓司法走入民間
在民間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中，審判結果不再是由職業法官單獨決定，而是由陪審員經過其三分之二同意認定，暫且不論此制度是否能帶來公正的審判，但為了落實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勢必得讓法律平易近人，不再讓法律成為只有少數人可以解讀與操控的工具，法官的專斷性自然受到壓抑，而其亦無法再扣以自由心證的大帽子而免於監督，如此才具有司法民主化的真正意義。正如上開草案第一條規定所言：「為實踐司法民主化之理念，促進國民參與司法權之行使，提升司法之透明度，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增進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此也是我們國民所期待。
然而，民間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陪審團應就被告經起訴之各項罪名，依超過三分之二陪審員之同意，分別作出有罪或無罪之評決。」意即一個人有罪與否的認定，需經由陪審團超過三分之二成員之同意。此次模擬法庭觀察到，在檢方提出之各項證據不充足情況下，陪審團依照法官對陪審團指示之「證據裁判主義」及「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在第一輪評議中已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陪審員表示無罪之意見，故在已超過多數的情況下，許多法庭上費解之疑點即被「已得出結論」的結果忽略，少部分陪審員的聲音亦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下被掩蓋。
人民準備好了嗎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說，在我國憲法架構下，職司審判本是法官之工作。然而在職業法官專司審判的台灣，卻出現許多充滿問題的司法判決，除了判決理由與輿情相去甚遠外，誤判的冤獄事件更層出不窮，令社會對於現今的司法批評聲浪不斷，亦不信任司法。
為緩解此一現象，司法院的「《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與司改會的「民間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出發點都是打開法院大門，不再只讓法律專業人士在司法的象牙塔中閉門造車，只是選擇的制度不同，但無論觀審、陪審或是參審，結論都是國民必須走進法院，參與司法審判才行。
但問題是，「批評」與「參與」是兩碼子事。在尚未有完整的事前準備及相關配套制度下，要求人民必須拋下工作及家庭，參與少則一天、多則數週的刑事司法審判，試問有誰會貿然參與？縱將其以法律明文規定為義務使人民進入法院，然民眾因此所耗費之成本是否將成為其負擔，又在此情形下所為之司法評議，難保不會因為個人因素而產生質變。
結語
我國司法體系為人詬病最深者，乃採取菁英主義，既封閉又保守，人民難以窺其堂奧，而裁判又與社會脫節。民間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所採取之陪審制，固然可為一種司法民主之象徵，但只要設計不良，或是操作不慎，將很可能成為一種民粹決定，這也是採行陪審制度所無法避免，不可不慎。討論至此，筆者仍肯定司改會此次模擬陪審法庭對於台灣司法之貢獻，在跳脫現制司法框架下，「陪審」或許真的是個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