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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不同--努力與思考

葉怜惠

西元兩千年的第二天,和幾個新的、舊的朋友約好了去看蘇建和他們。那天一大早,我坐上車直奔集合的地點,看著窗外美好的冬日陽光,想著:又是一月二日了,今年的一月二日應該不同於前幾年吧!

三年前的一月二日,一位心愛的朋友離開了我;兩年前的一月二日,父親因吃麻薯而窒息昏迷,三天後過世。連著兩年的厄運,使我有點害怕一月二日的到來,所以去年的一月二日我刻意安排,參加了歌手陳昇的演唱會,在音樂、歡笑與淚水中治療兩年來的傷痛……而今年,我似乎已經忘了那些舊日的傷痛,沒有特意安排但卻剛好選了一月二日這天去看蘇建和他們。「難道這真是一種千禧年的不同嗎?」我再次看看車窗外的美好陽光,問著自己。

「我想不是吧!換個年或換個世紀並不會使人不同,只有努力與思考才會使人不同。恭喜你,怜惠,你終於走出傷痛了。」我給了自己這樣一個答案。然後我想起了蘇建和他們──最近,他們也有些了不同。

這個不同其實在去年九二一地震時期就已經發生了,但那時大家都忙著注意賑災,也就疏忽了這個好消息。倒是遠在屏東的弟弟注意到報上這個小消息,告訴我,我才知道。過去,蘇建和他們的義務辯護律師蘇友辰屢次向高等法院聲請再審,數次均被駁回,最近這一次高等法院駁回後,他向高等法院的上級機關最高法院提出對再審駁回裁定的抗告,抗告終於在去年九月間成立,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理,目前高院正在審理他們的再審聲請,一旦通過他們的案件就可以再審了。

雖然這次的再審聲請還不知是否會成功,但至少是個非常不同於往年的新開始。這是托千禧年的福嗎?也許有一點吧,但我相信:更應該是台灣這一、兩年來各個團體對司法改革的努力成果!

一月二日那天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新希望前去探訪,而我們和他們的會談地方也換了。過去我們都是在「極刑犯」的會客室見面,而現在因為蘇律師提出了再審的聲請,所以他們現在可以到「一般刑犯」的會客室與我們會談。雖然一般刑犯的會客方式仍必須隔著一層玻璃用電話交談〈像一般電影中看到的那樣〉,但只要蘇建和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升等」為一般刑犯了,心情就應該是非常愉快了〈雖然我相信他們根本就不應該被關在那裡,以那樣荒謬的方式與我們會面〉。

也許是真的因為心情愉快吧!那天和劉秉郎拿著電話東拉西扯,談到後來,竟輪到他開始問起我的過去〈以前都是我問起他的過去〉。他問我時,語氣中有一種忍耐了很久而終於忍不住的好奇:「妳為什麼要辭去教職不教書?」

突然被他這麼一問,我有點錯愕。不過,我心裡是高興的。我想,你這小子,終於也關心我了,真好。

我開始跟他說起我當初辭去教職的種種理由──自己身體不好,小孩身體也不好,又剛好要進小學,需要我這個媽媽的陪伴等等。「不過,最內在的原因是,」我看著隔著玻璃的秉郎,停頓了一下,不知道要不要說,也不知道他懂不懂我即將將要說的話,但是我沒有考慮太久,就決定說了:

「是因為教書十一年,在分數升學中打滾,並沒有使我進步,反而節節退步。所以我覺得必須離開教職,出來重新學習,學習一點人生的智慧。」

原以為這位小我十五歲的小子是不懂的。但是看著他微笑傾聽的模樣,竟然是懂的。我想,說起這種人與生俱來的「學習本能」,像秉郎這種常愛思考的青年,應該是懂的。

他聽完我的話,還想繼續再說話,但電話通訊突然被切斷了,我們只好下次見面再談囉!告別前,看到蘇建和從另一個會客室走來,神情也很愉悅。他今天是和我新帶去的兩位輔大的學生記者王惠貞和吳峻安會談,他們倆說:「蘇建和很健談,很會招呼我們喔!」

想想,覺得有點好笑,今天竟然都是我們在被他們招呼…….但他們能有力氣來招呼我們,也是件很好的事,不是嗎?後來我再問了一下司改會的雅玲和第二次去探望莊林勳的妙如,她們也和莊林勳聊得很八卦、很愉快。

在他們的案子進入第九年之後,這樣的改變是一個好的開始,在開始之後,我們當然也期待整個案子能有一個好的後續發展。但,光期待是沒有用的,一切還是需要大家的「努‧力‧與‧思‧考」。就用這種近乎宣讀元旦總統文告的方式來結束這篇手記──但願我們今年要選出來的新總統也要努力思考這個已經使台灣「享譽國際」的大案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