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及鑑識制度建立的迫切性

林靜萍

眾所矚目的蘇建和三死囚再審案日前（九十一年七月四日）再度於台灣高等法院開庭審理，當天蘇建和等三人的義務辯護律師團一再對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九十一年六月七日作成的鑑定報告提出質疑，其中，顧立雄律師更指出，該份鑑定報告只有結論，沒有鑑定方法及經過，這就像一份判決只有主文，沒有理由，辯護人無從表示意見，也根本無法表示意見。庭訊末了，合議庭雖裁定法醫研究所應派員備妥相關書面資料到庭說明，惟本案突顯出一個制度面的問題，仍有待我們思考。

十一年前當吳銘漢夫婦命案發生時，這些所謂的法醫、鑑識專家在哪裡？換言之，如果當時的現場採證能更仔細一點、體液比對能更積極一點、刀痕鑑定能更深入一點，甚至在決定將被害人遺體交由家屬領回下葬時，能更慎重一點，本案會延宕至今，仍然疑點重重嗎？

再把時間拉回到十一年後的現在，即便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這次「網羅」不少所謂的法醫、鑑識專家，然而在經歷一年漫長的等待，全國人民卻只能見到短短兩頁、缺乏鑑定方法及理由論述，且處處充滿不確定性與「推定」字眼的「鑑定報告」，令人不禁感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鑑定過程為何如此草率！鑑識人員中立客觀、實事求事的精神又何在？！

不僅如此，更令人擔憂的是，縱然檢警調多年來一再強調「科學辦案」的重要性，然而像「蘇案」如此受到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其鑑定報告的素質尚且令人搖頭，則警方在處理其他刑案（尤其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竊盜、車禍案件…等），所能運用的鑑識技巧及專業資源，豈不更叫人捏把冷汗！因此，如何在法醫及鑑識制度的建立上加把勁，實是政府不容忽視的課題，否則，過多懸而未破、懸而未判的案件，只會侵蝕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提高檢警調刑求逼供的誘因，對我們的司法顯然有百害而無一利。（作者為民間司改會執行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