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法醫制度？
郭宗禮
主講人：郭宗禮教授（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
主持人：林永頌律師
編 按：本會為了瞭解法醫制度的問題，特邀請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郭宗禮教授前來主講並和參與來賓對談。郭教授的演講非常精彩，但囿於篇幅，無法全文呈現給各位讀者，僅針對座談內容整理如下。
法醫的公正性？！
尤伯祥律師：
想請教，除了屬於國家公務員的法醫外，是否可能有「民間」的法醫？
郭宗禮教授：
如果以日本的作法，跟刑案無關的法醫鑑定或是病死的個案，可以由民間開業醫生來作。如果懷疑可能不是病死的，那就由檢察官主導，且檢察官和家屬都可以要求作進一步的法醫鑑定，日本的做法乃是交由大學學術單位（醫學院的法醫學科）來作鑑定。到底全部都由隸屬國家的法醫來鑑定好不好，就見仁見智。舉例來說，美國FBI的鑑定工作，很少出現不公正的情況，而這是屬於官方的鑑識系統，所以不能說由官方來作鑑識的水準就比較不好。在日本如果法醫鑑定有爭議，會提到全國性的法醫學會作個案討論，如果法醫教授所做出的鑑定不公正或是有錯誤被學會公開質疑，那麼他在法醫學界就名譽掃地，完全沒有立足之地，所以這是由學術單位鑑定的優點。
林永頌律師：
不只是法醫，在整個鑑識系統，從高檢署、地檢署、調查局、刑事警察局，亦即整個檢警調的偵訊系統也都在作鑑識，但是其鑑定「品質」差異頗大，不曉得郭教授覺得要怎麼改變？有沒有可能因為它是偵訊機關而有偏頗的情況？
郭宗禮教授：
和法醫的問題比起來，鑑識的問題反而不那麼嚴重，像鑑識有毒物鑑定、DNA鑑定、親子鑑定等，偏重於科學鑑定，只要鑑定者有足夠的學術水準, 由張三或是李四作鑑定都不應該有多大差異。例如毒物鑑定，誤差範圍如在正負5%之間，就是有95%的可信度。例如酒精鑑定，甲機關作是95mg%，另一個機關作是105mg%，這都是可接受的，因為正負差在5%之間，所以如果用同樣的鑑定方法，只要品管作的好，誤差是不會差到哪裡去。但是法醫解剖牽涉到主觀、經驗和學術的問題，還有屍體無法一再鑑定等問題，有時爭議比較大。
林永頌律師：
如果我懷疑鑑識作的不公正，大部分時候辯方還可以要求重新鑑定或詰問鑑定人；但是牽涉到法醫解剖的問題就比較不可能，因為有一些刑事案件，往往連涉嫌人是誰都不知道，只有受害人一方，當然就不會有被告的辯護律師來質疑法醫解剖結果。請問法醫解剖過程中如果有不專業，辯方這邊有沒有可能事後去作現場重建或有無其他方式？
郭宗禮教授：
法醫解剖比較麻煩，雖然當場有解剖的照片、記錄，但如果案件已經結束，屍體已經不存在，只看照片和記錄來評論，和直接看屍體仍有很大的差異, 除非照片和紀錄與鑑定結果有明顯的錯誤，否則意義不大，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黃三榮律師：
既然法醫解剖這麼要求專業，除了從法醫的養成要求法醫能夠具備學術專業及良知外，有沒有可能從外部監督，例如從事前作公平的篩選？
郭宗禮教授：
我以日本的制度提出來作參考，事實上在日本的法醫鑑定制度是由大學作，進行時有警察單位的刑警同時在場觀看；解剖時，由大學法醫教授一邊解剖、同時錄音、錄影、照相，哪裡有淤青，哪裡刀畫下去有沒有血液都會當場講，如果警察單位的刑警有疑問可以當場問，解剖者都會當場回答。在這樣的制度下，並不是只有大學教授一人在場，還有科內的同仁及另外不同單位的人一起在場，其結果應較公開和公正。且大學乃是追求學術以及抗拒政治干擾的殿堂。
林永頌律師：
有沒有可能透過錄音錄影，來看看當時的法醫是否有瑕疵？在訴訟時有無這種情況？
郭宗禮教授：
訴訟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在台灣和日本有個相同的問題，不管是法醫師、作毒物鑑定或是其他鑑識的專家證人，不一定同意出庭，大都用書面回答問題，這和美國的專家證人必須要出庭說明，且需經過檢、辯兩造詰問的制度不同。
許恆達律師：
第一個問題是目前蒐證內容都是由警方來作的，請問如果說法醫在還未解剖前就先看警方所製作的蒐證內容，會不會發生推理的偏差或是被警方誤導？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郭教授剛談到，法醫課程有兩個主要學習的重點，一個是專業，另一個則是良知，但從整個學士後法醫的課程設計看來，似乎都著重在專業部份，倫理部份只有兩學分的課程，不曉得郭教授對這樣的設計有什麼看法？
第三個問題涉及到鑑識，就我的瞭解，目前台灣在進行鑑識時，比如說一個強姦案件發生時，是法醫去收集婦女陰道內的精液，但之後是由警察鑑識人員進行生理學或是分子生物學分析的。就郭教授所言，應該彙整起來比較好，而台灣現行制度，法醫對分子生物學並不專業，而鑑識人員對法醫學也並不專業，不曉得郭教授有什麼建議？
郭宗禮教授：
我想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對於學士後法醫學系，目前仍在推動中，所以到底課程要怎麼安排還未定案，將來也許在口試階段，可以請一些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協助瞭解將要進入法醫體系的人的性向。另外成立學士後法醫學系，應該提供現行檢驗員在職進修的管道，讓他們接受法醫學教育後能夠有機會成為法醫師。
再回來談第一個問題，在解剖或是鑑識之前，聽警察報告是為了瞭解現場的狀況，例如說屍體的位置是怎麼擺的，牆壁上是否有血跡……等等。法醫當然還是從身體的外觀，和解剖之後整個的情況來判斷，至於警察所製作的筆錄，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第三個問題，在正常的情況來講，不管是台灣或是日本，在醫學院法醫學科做法醫解剖之後，都有毒物學專家和血清學專家(或稱謂法醫分子生物學)配合鑑定，且他們在日本至少都是博士且具有副教授以上資格；在台灣，則至少是講師。這是團隊的工作，法醫包括毒物和生物、化學、DNA鑑定等，所以並不一定要將檢體送到刑事警察局的檢驗單位，其他單位像是警察大學或是台大醫院、馬偕醫院等也都可以作檢驗。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送檢驗的過程中, 檢體有沒有被掉包，或是因沒有保存好以致發生污染等問題。正常來講，在法醫體系中，有專業的分工團隊，例如現在法醫研究所雖然人員不多，作解剖的病理醫師只有一位，但是作毒物鑑定的有三位，作DNA和血清鑑定的大概有兩、三位。
如何提升法醫素質？
謝進洋法醫：
我的問題是法醫的定位，主管機關是誰呢？我們現在是編制在地檢署，相驗是檢察官最微乎其微的工作，所以檢察官並不重視法醫的工作。法務部已經設立一個法醫研究所，我們想知道，到底法醫研究所對法醫工作有什麼推展？第二個問題是教育方面，在各醫學院有沒有法醫學科來訓練法醫從業人員？現階段有沒有具體訓練的時間表？
郭宗禮教授：
我先回答到底法醫定位為何，坦白說政府並不太重視，只要能結案就好，並不重視法醫鑑定的品質。全世界民主國家哪裡有像台灣，法醫解剖是在殯儀館作的？這對人權很不尊重，可見政府對法醫的不重視。之前高檢署法醫中心是一個黑機構，是在高檢署之下的任務編組，組織調整後成為正式的法醫研究所；以前的法醫中心是由外面醫院的病理醫師，或是大學的法醫學科教師去兼任。解剖一個案例是一萬五千元，但在編制裡的地檢署法醫解剖一個案例才六百元，被認為非常不公平。，但改為正式編制後，就變成公務員，這些醫院病理醫師和大學教師就有公務員適任的問題，所以最後就將法醫中心改名為法醫研究所。但事實上這個研究所又不是在作研究工作，主要仍然是作實務的解剖。所以研究所似乎只是一個空殼子，因為很難有專任的法醫師到法醫研究所，因此作第一線的解剖工作的病理醫師僅有一位。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台灣醫學院中正式有法醫學科的只有台大，後來雖然成大和陽明醫學院有招收公費生法醫 ，但是結果是全軍覆沒，沒有人留下來當法醫，全部去當一般醫生。所以我們現在提倡「學士後法醫學系」，比較實際。
標準程序為何？
尤伯祥律師：
請問有規模的法醫制度，在檢體的取得過程中，標準的作業程序為何？像我看一些鑑定報告，就會懷疑，部分精液、血液的樣本有沒有被污染？在採樣的過程之中有沒有專業人員在場，還是只有警察在採樣？在沒有標準作業程序的狀況下，我也無從挑戰他。關於這點郭教授是否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郭宗禮教授：
這個問題非常好，不管是法醫解剖、毒物鑑定或是DNA，都有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標準作業流程）。如果律師要挑戰，可以在法庭上要求提出SOP，如果拿不出來，就可以要求不能當證據。例如作毒物鑑定，在篩選後一定要作確認。如果毒品作出來的是陽性，篩檢沒有作確認，那在法庭上當然不能當證據了，如果還用這個報告來判刑，那就是笑話了。所以絕對可以挑戰，到底鑑定是用什麼方法？有沒有用SOP？當場就可以提出來，而不是律師要的時候再回去加班趕出來。我想這一點台灣作的非常不夠，就是專業人員缺少法律人的挑戰，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事實上科學仍然有其界線和不確定性，所以要律師去挑戰，這樣會促進整個醫學界和法醫學界的努力，這也是我們法醫學科對法律系學生開課的目的。
林永頌律師：
再追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台大法醫科有沒有可能雖然是機關鑑定，但又有一個主要的鑑定人出來說明鑑定報告並被詰問？
郭宗禮教授：
過去的法醫前輩一直對律師和法官都很大的排斥，一聽到上法庭就免談，所以這樣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大概出席作證的意願都很低，這恐怕要從制度面去規定才行，不過又牽涉到資源的問題。對於社會所關注的案例，在時間允許之下，台大法醫學科應該可以派人出庭說明鑑定報告。
回應與挑戰
林永頌律師：
台灣不管各領域，要找到認真、客觀、公正的第三者實在不容易，但是這些專業的建立又是刻不容緩。像我們今天坐捷運覺得很舒服，是因為在5年或是10年前就開始動工，而且大家都度過交通黑暗期，現在才能舒服享受。如果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法醫制度，怎麼會這麼落後，問題這麼多？！就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努力，其實改革不能只期待官方，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民間力量的結合一起來推動，所司改會真正要作的是，怎麼結合一些真正瞭解這些議題的人，進行制度面改革，這才是我們舉辦座談的目的
郭宗禮教授：
我想教育單位是人才的上游，台大能夠作的是從上游培育人才，但是上游培養人才也要有下游，不能沒出路。第一個我們先考慮到的是先有足夠的量再求品質的普遍提昇， 在量不足的情況下，要求法醫品質普遍的提昇，這是有其困難的。所以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我們希望的是先培育人才，以及建立良好的法醫制度。至於法醫的人數多少是合理，應比照美國法醫人數，按照人口比例20萬人一個，算起來台灣的法醫人數至少要有100個。一開始來念學士後法醫系也不可能很多人，但比如說一年招募10個人，努力10年後，就能造就出50位法醫師。我們更希望像日本一樣，在所有的大學醫學院裡面都有法醫學科，一個科5位教師，我想這樣經過10~15年之後，台灣法醫素質自然會提升，如果現在不作，永遠都無法解決台灣的法醫問題。（蔡嘉雯、黃雅玲‧整理）
延伸閱讀：
法醫學入門，八十島信之助，曉園出版社
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 ，李昌鈺口述、鄧洪整理，時報出版社
鐵膽佛心─楊日松法醫，呂政達著，思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