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貧窮，世代惡夢

陳秉暉、楊政諭

青年貧窮，世代惡夢
這個世代年輕人面臨的貧窮化危機，有些，是清晰可見、人們切身感受的，像是新鮮人大批大批進入派遣、低薪的非典型勞動，同工卻不同酬，或是身揹就學貸款，畢業即扛下沉重負債，低薪與失業危機交織而成惡性循環。
有些，則是隱而未見，卻會慢慢發酵。當下可能感受不到，卻在暗處蠶食鯨吞年輕世代的未來。像不公義的稅制，過分傾斜財團富人，浮濫租稅減免，房產和證券的資本利得免課或短徵，將國家租稅負擔7成壓在受薪階級身上，用錢追錢的富人反而負擔較少，拉大貧富差距，擴大M型社會，將中產階級擠入M型底部，社會階級流動僵化，年輕人面臨的，是一個更不公義的社會結構和難以翻身的未來。
世代間的剝削，更包括國家節節攀升的負債，顯性加隱性的國家負債累積可達20.6兆，人均負債90萬元，不負責任的政府，將今天舉的債，丟給明天年輕世代還，享受了拉動GDP的經濟果實，預支的卻是年輕人的未來。
鉅額負債中，還包括了嚴重提撥不足的三大退休基金，缺口是數以兆計，等不到年輕世代退休，這些退休基金都將一一破產。掌權者給予退休族不合理的優惠，不考慮其可持續性，加之少子化趨勢，繳交退休保險金的人越來越少，領取退休金的人越來越多，龐大的缺口壓力成為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本來應是世代互助的社會保險措施，卻扭曲變成世代剝削，誰晚退休誰倒楣。這些都是隱性的年輕世代貧窮化，不可不察，也不可不事先預防改正。
本文，將用較多篇幅，探討年輕世代切身感受的貧窮化關鍵：「派遣勞動」與「學貸」。勞動派遣─潘朵拉的盒子
勞動派遣是目前不斷正在擴張的新興勞動形式，其內容主要是勞工和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契約後，把勞工派往與其簽有契約的要派機構工作，由要派機構直接指揮、調度、使用派遣勞工，但要派機構卻和派遣勞工沒有直接的雇傭關係，派遣勞工的實際雇主是派遣公司。
在這樣的勞動形式的背後，有企業主追求「勞動彈性化」和「去管制化」等「雇傭彈性化」的策略，讓企業透過鬆綁法規限制，能更彈性靈活運用人力，提升效率創造更多產出。當企業的勞務需求量大量變化時，過去，訴求穩定保障的傳統勞雇關係無法配合充滿彈性變化的需求，人力派遣的出現適能解決這個問題，派遣勞工能即時補充企業的需求，同時，企業也無須負擔資遣、退休與福利的支出。
以前，勞雇關係中勞工只須持續提供勞務換取穩定報酬，而企業主只須投入資本並承擔風險即可分享勞工的產出價值；但所謂的「雇傭彈性化」，卻是把勞務需求量變化的風險轉嫁給派遣公司，而派遣公司則透過簽訂定期契約再把這個風險轉嫁給派遣勞工，所謂雇傭彈性化的美麗說詞，不過是企業主轉嫁風險給小綿羊勞工。
理論上派遣勞工既提供勞務又承擔風險，應該要有比正職員工更高的報償，但實際上，卻是派遣勞工的薪資不斷被打壓而明顯低於正職員工，各種保障也因為不正常的勞雇關係而殘缺不全。職場上派遣勞動的使用和旨意不符，許多經常性和正職工作都被派遣勞動擴張替代，所謂使用派遣勞動來補充「非經常性工作」和「非核心業務」勞務需求的說詞根本和現實不符，台灣的派遣大多是在同一家要配機構長期工作。
除此之外，過往正常的勞雇關係受勞基法保障，但在派遣不正常的三角關係中，要派公司因為和派遣勞工沒有直接的雇傭關係，故不受勞基法的規範。於是同一家要配機構工作類似職務的派遣勞工和正式員工，做的雖是同一份工作卻同工不同酬，且必須承擔正職員工不願做的工作；且不屬於要派機構的正式編制，派遣勞工享受不到正職人員應有的保障，既沒有升遷加薪機會，也無各項福利加給，正職與派遣之間的待遇呈天壤之別。
派遣勞動藉由特殊的勞雇關係逃避勞基法的嚴格保障與限制，讓派遣勞工活生生的成為要派機構中的次等勞工，成為被派遣公司和要派機構雙層剝皮的廉價奴工，派遣勞動對於勞工來說根本就是潘朵拉的盒子，已經造成太多層出不窮的剝削與壓迫，甚且在政府公部門的帶領下不斷地擴張。青年的勞動派遣
年輕族群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在，上述愈趨惡劣的勞動環境首當其衝的，就是直接影響一職難求，卻又急於尋找工作的年輕人，勞動派遣人口雖不限於年輕勞工，但在此趨勢下，職場的新鮮人正是最大的受害族群，也是台灣青年所面臨的勞動派遣問題。
面對勞動派遣工作不斷擴張，而正職工作需求不斷萎縮的現狀，社會新鮮人並沒有太多的選擇，謀職者很難有跟企業主談判的籌碼，往往不得不接受低劣的勞動條件。整體而言，勞動派遣的出現大大打擊了就業市場，讓年輕人成為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化外之民。
此外，企業主不願對新進人員提供職業訓練，對於年輕人無法承受壓力、對工作缺乏熱忱等「草莓族」存有刻板印象，讓年輕人背負了莫須有的汙名與原罪，或許有些人是所謂的草莓族，但絕對不是每個人都如此，而每個世代也都有著它的問題，也都同樣被上個世代的人做同樣的數落。
勞動派遣和年齡歧視對於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本非個人應該承擔、也承擔不起的壓迫，這樣惡劣的勞動環境不只讓青年貧窮化，更會挫折年輕人對於未來的想像，只有正視並妥善處理勞動派遣問題，才能解決青年貧窮化，才能讓年輕人重新燃起對於未來發展的希望。廣開高教之門的背後─淺談高等教育學費與就學貸款
在教育改革廣開高教之門，大學入學考試錄取率近百的台灣，受高等教育被視為每個人應有的受教權，不再是某些少數菁英的特權；而保障每個人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同時為人力市場和公民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專業能力和公民素質。
目前雖打開了入學窄門，卻沒有打開因為教育補助減少、高等教育學費高漲的學費窄門。弱勢家庭的子女透過就學貸款等方式能進入大學，成功地營造公平的表象，但實際上，弱勢家庭承擔子女就讀大學的壓力並沒有徹底解決，學費的沉重負擔只是藉由學貸稍稍往後拖延。
近年來高教學費持續攀升、派遣工作擴張、就業市場緊縮、畢業生薪資逆成長等現象，讓年輕人背負學貸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如果派遣低薪等青年勞動問題是造成青年貧窮化的主因，那不斷高漲的高等教育學費與沉重的就學貸款負擔，就會是壓垮貧窮青年的最後一根稻草。學貸絕非弱勢家庭子女能擔得起的重擔，「還不起」而非「不願還」，已是許多畢業生甫入社會就要面對的窘境。
不公允的就學貸款制度，就像社會「貧富不均」的遮羞布，政府一面把弱勢家庭子女無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問題，藉由學貸拖延到學生畢業時，讓個人獨自面對，一面又大肆宣揚其廣開高教之門，人人可就讀大學的德政。在政府的沉重債務、拮据預算與不公平稅制下，不敢奢望免學費、實踐教育公共化，但我們嚴正要求修改就學貸款方案，讓就學貸款能更有效的減輕弱勢家庭的重擔，是畢業生「還得起」的「合理」債務，每個年輕人都能過著有尊嚴、和樂的生活。
綜上所述，青年貧窮化與不公義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如不能適時覺醒，奮起改革，今日的不義，將造成明日年輕世代集體貧窮，永難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