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求逼供案例比較
范曉玲
刑求一直是我國刑事司法揮之不去的陰影，被告因在警調單位遭到刑求而自白犯罪，或者供述其他共同被告犯罪，該自白被當作認定犯罪事實之重要依據者，屢見不鮮。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條明文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依此條文之當然解釋，被告自白應具備「任意性」，始得作為證據，然則，被告是否遭受刑求逼供，究竟應由誰負責舉證？理論上而言，應由代表國家訴追犯罪的檢察官舉證被告「並未」遭受刑求逼供，但是，實務運作的結果卻常常恰巧相反，法官往往輕率地忽視被告遭刑求逼供的抗辯，或者只是傳訊或者函查警調單位「是否對被告刑求逼供」，警調單位當然絕無可能自承有刑求情事，結果，被告遭受刑求的抗辯自然被認定為「不足採信」，而其偵訊中所為之自白，就猶如緊箍咒般，使被告再也無法翻身……
這是兩個極為類似的案例，但是最高法院卻有相當不同的見解。
類似案例，兩極判決
甲案：蘇○坤案 ，蘇○坤涉嫌與郭○雄共同強劫並殺人未遂，法院認定蘇○坤案有罪之主要依據，乃係共同被告郭○雄於警訊時自白指稱其與蘇○坤共犯此案。蘇○坤則自始至終堅決否認涉案。
乙案：許○元案 ，許○元涉嫌貪污，法院認定許○元貪污之主要依據，係行賄者陳○隆在台北市調查處自白其對許○元行賄。
這兩案類似之處，在於被告犯罪之主要依據，係來自他人於警調單位之供述。其餘之佐證，則極為薄弱 。
蘇○坤案：「刑警結證絕無刑求情事，被告抗辯應無可採」
在蘇○坤案，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五年度上重一訴字第三五五號刑事判決謂：「雖上訴人辯稱：在警所供係被灌水逼供。惟承辦刑警張○雄在偵查中結證並無刑求情事，新竹市警察局第○分局亦以七十五度竹市警○分刑字第○○○○○號函覆本院本案絕無刑求逼供情事，上訴人辯解自無可採。」此判決以刑警之證詞以及警局之函覆為依據，不採納郭○雄遭受刑求之抗辯，進而認定郭○雄指稱蘇○坤共同犯案之供詞為可信。
本案上訴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六0號刑事判決：「郭○雄並辯稱：伊在警訊係被刑求逼供，在檢察官訊問時，因有刑警在場，不敢翻供，實在並無其事……查所謂之刑求逼供，已經辦案刑警張○雄、鄭○良、朱○賢結證：絕無其事，並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函覆在卷。且檢察官偵查中先後兩度問上訴人郭○雄：『你身體有無受傷？』郭中雄均答『沒有』，並供明：『警察問我口供，沒有對我怎樣』，參諸共同被告蘇○坤在警訊中亦未供認參與強劫殺人未遂犯行，足見其所謂被警刑求，無非事後推卸刑責之飾詞，殊無足採。」此判決仍以刑警證詞及警局函覆為依據，郭○雄雖強調其在檢察官訊問時，因刑警在場，故不敢翻供，（因為已收押之被告仍可能被刑警「借提」出去「修理」），但其刑求之抗辯，仍不為判決所採。
在此一判決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郭○雄主張其遭受刑求而翻供之部分，並非針對其自己之犯行，而係針對其「咬」出共犯蘇○坤之部分，依經驗法則，如非郭○雄確因誣陷蘇○坤而感到不安，實無翻供以求為蘇○坤脫罪之必要。第二，此判決尚稱：「參諸共同被告蘇○坤在警訊中亦未供認參與強劫殺人未遂犯行，足見其所謂被警刑求，無非事後推卸刑責之飾詞」，言下之意，顯然認為「既然蘇○坤在警訊中沒有自白，應該沒有遭受刑求」，此種邏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被告「自白」者，法院詢問警察後不採信刑求之抗辯，被告「沒有」自白者，法院則認為既然「沒有自白」，當然沒有刑求，天下焉有是理？如此，豈非無論被告自白與否，其遭刑求之抗辯皆必不可採？
本案其後甚為引人矚目者，係因檢察總長認為本案疑點甚多，遂提起三次非常上訴。第一次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非字第六號刑事判決謂：「據郭○雄於警訊及檢察官偵訊時坦承不諱，而其警訊筆錄出於郭○雄之任意陳述，經刑警張○雄、鄭○良、朱○賢供證屬實。」第二次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非字第三0五號刑事判決則謂：「據被告郭○雄於警訊及檢察官偵訊時迭次供認不諱。其警訊筆錄出於郭○雄之任意陳述，復經訊問之刑警張○雄、鄭○良、朱○賢供證屬實。」第三次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非字第一七五號刑事判決，則對於郭○雄遭受刑求之抗辯，隻字未提。三次非常上訴皆遭最高法院駁回，其後蘇○坤已入監服刑。
許○元案：「未實質調查其自白之任意性，自與未經調查無異」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六五五號略謂：「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收受一百萬元賄賂，係以陳○隆在台北市調查處之供述，作為主要證據，惟查陳○隆於迭次審理中供稱其於台北市調查處自白行賄，係受調查員脅迫及疲勞訊問取供或其筆錄並非按其供述記載等語。倘若無訛，則該筆錄應無證據能力，事實審法院自應先於其他事實調查其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乃原審僅向台北市調處函查該處調查人員於訊問陳○隆時，有無以脅迫、利誘或疲勞訊問等不正方法取供。經該處函覆稱訊問陳○隆時，未以脅迫或疲勞訊問等不正當方法取供云云，而謂陳○隆所稱係被不法取供一節為不實在云云，並未實質調查其自白之任意性，自與未經調查無異，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因而，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
本件最高法院判決終於正視陳○隆遭受脅迫及疲勞訊問之抗辯，而認為應先就其自白之任意性詳加調查，並明白指摘原審判決僅以警調人員函覆作為認定陳○隆並無遭受不法取供，「與未經調查無異」，此一見解，實令人激賞。
因為被告原為法官？
令人感慨的是，「刑求他人者當然不會承認有刑求之事」，根本是小學生都可以體會的經驗法則，法院如果以「警調人員答覆未刑求」，即認定被告遭受刑求之抗辯不可採，「實與未經調查無異」，此更是基本常識。然則，在刑事實務案例中，被告刑求之抗辯極為容易被忽視，法院草草傳訊或函查負責偵訊之警調人員後，即認定被告並未遭受刑求或非法取供者，實為絕大多數案例的常態。
許○元案之判決一經司法周刊刊載後，許多實務工作者皆極感振奮，認為最高法院終於正視「自白任意性應如何調查」之重要問題。然而，卻也不免有人看完判決全文後私下嗟歎，唉！原來被告許○元本來是負責刑事審判工作的法官，難怪最高法院終於能以更審慎的態度來看待其論罪的證據！難道，對升斗小民論罪科刑的證據方法與證據能力，就可輕率？難道，因為被告原為法官，才能促使最高法院正視證據能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