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死刑案例解讀歐洲社會的人文思考

吳志光

時間：2002年7月23日
紀錄整理：徐偉倫（民間司改會志工）

我今天演講的內容，仍是延續上個禮拜的觀點，就是從歐洲人的觀點來看死刑存廢的問題。
在台灣，探討死刑存廢，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它已經是一個長年的老話題了，但是它仍然不是一個多數人關心的話題，是在偶有特殊案件發生的時候，大家才會猛然想到︰台灣是一個有死刑，且每年執行數十次的國家。但是似乎並沒有根本去質疑它的價值何在；以我感覺，在我們國家，似乎一個問題一旦做出決定之後，好像就不再是問題了，不會再去思考它的好與壞。

廢除死刑在歐洲
在歐洲，短短半個世紀內，從一個曾經充斥、甚至發明不少慘無人道執行死刑方式的地方，轉而走向廢除死刑之路。廢除死刑在歐洲，也許各位想當然爾，應該是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是整個社會的共識，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今年三月，英國Peter Hodkinson教授來台訪問。Hodkinson教授是英國西敏寺大學死刑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一位重刑犯的假釋監護官，因此他對於死刑問題有極豐富的實務經驗。從他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出，廢除死刑在整個歐洲，似乎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經過非常多的辯論。尤其從數據統計可以看到，某些國家在廢除死刑後，所舉行的民意調查中，贊成廢除死刑者並不當然佔多數。因此，歐洲廢除死刑運動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並不是一個普羅大眾的覺醒；相反地，它往往是知識界的菁英、政府的高層，透過國際公約彼此約束，形成歐洲不能再有死刑存在這樣的價值判斷後，再交由各國的立法者去執行。沒有一個國家，廢除死刑是經過公民投票的；只有極少數國家，如德國，在憲法裡規定不能有死刑。大多數國家都是因為簽訂了某個國際公約，立法者便依此廢除死刑。因此有一個觀念很重要︰立法者的意志，未必等同於多數民意。當然，民意往往是流動的，廢除死刑五十多年的德國，和自1981年廢除死刑的法國，關於死刑問題的論辯，至今仍是持續進行中。
關於死刑所引起的爭論，我將舉個德國的實例，再舉一個法國的，看看他們究竟怎麼去看待生與死的問題，再探討死刑的刑罰意義究竟何在。

中國大陸德商滅門血案
在2000年的4月2日，四個失業農民侵入位於南京的德商住宅行竊，被51歲的屋主Pfrang發現後，包括屋主與其39歲的妻子、15歲的女兒及12歲的兒子，被四個竊賊持西瓜刀連續殺害。四個年齡介於18到21歲的兇手隨即遭到逮捕。Pfrang是德國賓士汽車位於南京工廠的副總裁。這個案子由於發生在外商聚集的別墅區，且被害人全家遭到滅門，因此在當時造成極大轟動。
5月17日，南京中級人民法院開始審理本案，而且史無前例的讓被害人家屬以訴訟參加人身分參與訴訟。5月17日，南京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四名被告死刑。在南京僑居約百民德國與其他外國僑民發起設立紀念Pfrang家庭的基金會，希望能扶助中國貧困家庭及四處流浪民工家庭的子女，使他們有就學機會，藉此根絕犯罪的根源，讓潛在的犯罪者不要走上這條路。
9月26日，執行死刑。執行前，國際特赦組織、德國總領事館以及被害者Pfrang家族都呼籲法院，將死刑判決變更為無期徒刑判決。法院在判決中有提及︰被害者家屬，也就是訴訟參加人，要求本院對被告勿處以死刑，但本院認為，犯罪既在中國發生，就應該以中國法律考量；被告罪行重大，處以死刑別無選擇。
這些消息，在德國報紙報導後，引起非常大的震撼。因為德國沒有死刑已經半個世紀，就算是本國人被害，加害人要處以死刑，在輿論上也難以接受。德國的報導同時也有相當大篇幅在介紹中國處決人犯的情形，凸顯死刑在中國是一件稀鬆尋常的事情。雖剛曾經提到，說民意經常是流動的，但這樣的情形，說明了在事實上，歐洲已有相當多的人，把廢除死刑與生命價值的絕對尊重劃上等號，而且變成一種意識形態與信仰。
對於贊成廢除死刑的歐洲人來說，他們是不會因為個案來動搖的，不會因為任何罪證確鑿或令人髮指的原因存在，而容許任何例外。這個價值觀反映在政治運作上，便形成了一種歐洲價值。各個歐洲國家只要加入歐洲的組織，就要認同這樣的價值—廢除死刑；這情形東歐國家特別明顯。但與此同時，死刑論辯也從來沒消失過，因為任何歐洲國家也都仍未到達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界，很多嚴重的犯罪事件仍會發生。廢除死刑的國家一旦發生重大犯罪，整個民意還是會動搖，接下便有另一案例。

法國因姦殺少女案所引發恢復死刑的浪潮
在歐洲，2月是傳統嘉年華會舉行的時候，1997年的當時，有兩對姊妹在狂歡過後遭到一對鄰居兄弟綁架，接著予以姦殺。此案被法國媒體稱為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犯罪行為。被害者家屬誓言私刑報復，揚言「要從今起省下每一分錢，買把手槍，在那對兄弟出獄那天在監獄大門等他們」。在被害者出殯當天，當地居民自發的舉行遊行，要求恢復自1981年廢除的死刑，因此在法國引發恢復死刑的辯論。在歐洲的政治上，左派的人，較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傾向的人，大致上主張反對死刑；而極右派的人，如今年三月進入總統第二輪投票的雷朋（Le Pen），他的政見始終都有恢復死刑。但代表大多數民意的政治人物，如席哈克，在當年2月23日便對媒體發表聲明，他呼籲法國人民：司法將給予被告公正的審判，廢除死刑是歐洲的基本價值，勿輕言放棄。
死刑的論辯，往往有可能會引導到一個正反雙方都異想不到的結果去，例如：恢復死刑後，是否要進一步的限制人權。因此，主流的政治人物，看待這個問題往往保持冷靜，不讓情緒牽著鼻子走或依民意的隨波逐流。
在這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一般小老百姓（如德國的例子），或是政治人物（如席哈克），都能夠體認到廢除死刑，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長期累積過程，一旦建立之後，就再也不走回頭路了。儘管歐洲人背負著過去慘痛的歷史傷痕，如極權政府對死刑的濫用以及死刑的誤判。歐洲人經過不斷論辯的結果，最後認為死刑的功能已被否定，因此放棄死刑，同時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依然能夠維繫。一般人在考慮廢除死刑的時候，經常會疑慮沒有了死刑，會不會使原本的社會秩序失所依憑。但經過長期觀察，死刑的唯一功用似乎僅在安撫受害者家屬的報復感，對於整體社會而言，並沒有積極的功能。因為把一個大惡人殺了，不代表沒有下一個大壞蛋，社會集體安全感實際上並沒有增加；但若要論及受害家屬傷痛的撫平，也不是將加害人處死就能達成的，這又是把問題簡單化的看法。

歐洲人的基本價值
歐洲人論辯死刑的過程，並非是非選擇這麼簡單，而是有很多層次的考量，而且一旦做出決定，那是因為它已成為了基本的價值信仰。在我國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內，就有提到這種觀念，認為憲法本文所規定的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政府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乃具有本質重要性，是不能變更的。除非國家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否則在這套憲法的思想體制下，絕不能放棄自由民主等基本原則。我個人認為，死刑問題在歐洲，也具有類似的重要性，這是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議定書，在近二十年所慢慢形成的。
歐州議會的議長Nicole Fontaine曾寫了一封呼籲廢除死刑的信給美國人，裡面提到一段話是相當令人感動的，她說：「如死刑這般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該交給人民，問人民要如何決定。如果真是如此，那美國便不會獲得今天的成功：若林肯將廢除黑奴的事項交給人民決定，則奴役制不可能廢除；如果羅斯福以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參與二次大戰，那麼今天的統治者會是希特勒；要不是甘迺迪鐵腕實行民權法，如今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無投票權。」Fontaine以歐洲人的經驗建議布希：領導者要有決斷力，要走在民意前面，影響人民。
這讓人聯想到，台灣人對於民主理論的誤解，以為民主等同於多數決。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民主的價值就不高了。關於多數是否理性，或多數是否懂得尊重或保障某些不容侵犯的價值，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民主若成為多數決，很可能變成暴民或是民粹政治。西方民主理論有相當重要的一點，是主張協商式的民主，要包括容忍、協商或少數的特別保障等要素。我個人認為，廢除死刑在歐洲，就是一個從上而下、協商民主相當好的示範。
我們可以在尊重一個人生命價值的絕對尊重下，想出死刑之外的替代方案。如果要讓人民相信，死刑是可以替代的，關於刑事政策、監獄教化以及犯罪偵防都必須要更下工夫。這就是歐洲人看待問題思辯深入的所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於1998年自歐洲歸國後，經常見到許多由於未經思考而戕害人權的事件，例如媒體對某些刑事案件的新聞報導，過於膚淺，又無法形成一種提供大眾資訊的公共平台。如媒體上常出現「治亂世用重典」這句話，但它絕對不若破案率提高來的重要。媒體經常不能正確的提供給大眾理性的或經過查證的訊息，非常可惜。
事實上，更大的困難，在於黑格爾百年前說過的：「維持現狀就是合理。」人們極少會去質疑現狀的價值，我覺得這就是台灣在思考問題上的盲點。台灣在物質上有很大的進步，但人文上的思考進展不多。因此，我在介紹歐洲的人權思潮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引進一個思考與辯論的觀念，讓大家能更深切的思考，死刑的價值何在。

現場提問：
Q：對於刑事被告而言，在訴訟過程中往往面對的是強大檢方與相對弱勢的辯方。因此對於死刑犯而言，即使有很長的上訴程序，會不會只是徒勞，反而增加犯人的折磨？
A：在訴訟制度的設計上，最初的想法是希望經過第一審的認定過後，將來僅救濟一些法律技術上的問題。但這麼冗長的救濟程序，不能否認是對當事人造成某種折磨，非常不人道。我個人認為，若是沒有死刑，法院在審理定讞的時候，壓力便不會那麼大。但在我國，由於制度的關係，死刑一旦定讞，不會有如美國那般戲劇化的翻案過程，同時對死刑程序的人道處理，我們做的也不夠細緻。我們很難想像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還可以會見親屬，講最後一句話。在人權維護方面，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Q：學者都一再強調，監獄是一個教化的單位，那為何所看到的各國，監獄的主管機關都是司法部，而不是教育部？
A：我想這是機能分工的問題，畢竟學校不是監獄。要以司法行政機關管轄獄政單位，主要是因為教化的同時，還要確保他的人身自由受限制，在一定的期限內不能再危害他人。這是一個相當專業的工作，但我認為事實上是需要教育單位的投入。但目前獄所實際上的編制，真正從事教化工作的實在不成比例，大約一個工作人員分配一千多個人犯。大多數的人都把監獄當成一個非常黑暗的地方，不願意在那工作，管理人員流動率非常高，因此導致了惡性循環。監獄被稱為是人權的死角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那樣的生態裡面，你很容易想像小偷進去後出來變成大盜。
此外，對於犯人出獄後再社會化更重要的，是更生保護機制，這目前在台灣也做的不太好。我個人認為，更生保護的工作可以從現在檢方的手中，交到更具熱誠的民間單位來公辦民營，由政府做後盾給予必要支持。再社會化其實是個複雜又很容易出問題的過程，是該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跟資源。而我們的政府，卻又很少願意做這樣不能看到立即效果的事，是很可惜的。
廢除死刑需要相當多的配套措施，以台灣的現狀而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我也不是贊成立即廢除死刑，但若大家覺得廢除死刑是一條可走的路，制度配套絕不可少。

Q：如果說廢除死刑的理念，是植基於生命價值的絕對尊重，與誤判的不可能回復。可是就算廢除了死刑，誤判仍不會因此不再發生。我想，這樣廢除死刑有沒有可能會是因噎廢食？
A：在出國之前，我在廢除死刑的辯論上，關注的往往是技術層面的，沒有探討基本價值問題。直到我到歐洲之後，看到他們把死刑的廢除當成是基本的價值信仰，就算沒有冤獄，他們還是要廢除死刑。所以我想，如果把死刑問題侷限在技術層面上，有可能是誤解了問題的真相。問題的癥結應該在於死刑的意義何在？死刑是不是真能促進社會和諧，甚至弭平社會因為案件造成的傷痛？如果認為沒有這個價值存在，又同時可以兼顧那些就算是萬惡不赦罪犯的生命權，另方面也能維持大家對法律的看法，那麼廢除死刑何樂不為。我想這才是思考的重點所在，才能凸顯出問題的本質。至於誤判等等技術的問題，我可以大膽的說，不論如何都無法去除誤判的疑慮，雖然審判品質是有改善的空間。但我想不可能是沒有了誤判，大家會自動轉而支持廢除死刑。死刑的價值跟審理過程的技術問題，我想還是脫勾思考會比較好。
我也想談一下人本教育的思考問題。在歐洲的小學教科書，經常探討都是在一些基本觀念：人為何要有國家？國家為何要有憲法？為何要有司法制度？我們的學生能回答這些問題嗎？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教育總是要求學生背誦答案。我個人在法律系當老師，對於整個法律教育體制就非常不滿：你怎麼能要求一個學生在兩個小時內寫出滿滿四題的答案，不但要判斷是誰的學說，還要能背誦各種法條。這跟德國非常不一樣，他們的法律系教授不但不要求學生背法條，還給予學生非常長的時間思考，再從容寫出答案。我覺得我們的教育，並沒有讓學生能彈性靈活的思考，也沒能讓學生回到根本的問題上。學生永遠是在很多考試的材料裡面穿梭，久而久之一定被異化了。
我認為，我們在人本教育上，面對的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廢除死刑整個思考應該是全面的，是重新定位社會裡許多事物的價值。對於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應該是要靜下心來好好思考，我想這是希望大家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