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視邱和順—不像死刑犯的死刑犯

陳書伶

聽到「死刑犯」，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是什麼樣子的人？在探視邱和順前，我腦中對死刑犯的想像，是死氣沉沉、無精打采、話少、憤世嫉俗、憔悴的形象。
邱和順，台北看守所編號7026，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探視的死刑犯。辦理完冗長的接見手續，再經過好幾道門，我終於進到重刑接見室。裡頭空間不大，共有四個窗口，一個窗口可坐兩個人，唯一的光線自門上的窗口射入，加上講話會有回音，使人有種壓迫感。就在我擔心要和邱和順說什麼時，在玻璃與欄杆的對面，我看見他被員警帶進來。最初我先看見一個笑容，再看見他的全貌──阿順比想像中壯，比想像中有精神，比想像中平易近人。
接見時的電話並非接起來就可以通話，還要等員警設定、切下通話鍵，但帶我們進來的員警弄了很久還沒弄好，阿順有些焦躁和擔憂，頻頻望向隔著玻璃監看著我們的員警，他大概與我在想同樣的事情：「這個警察到底在搞什麼啊？」畢竟我們都很珍惜這短短二十分鐘的見面與對話時間，他無奈的在玻璃上寫下「新」並搖搖頭，跟我們說這個警察是菜鳥，所以不太會操作。
真正通話時，其實不用擔心該跟阿順說什麼，他會一直講，同時引導我們跟他說話，聊聊自己從哪來，聊聊他在監獄中寫的回憶錄內容。生活在不到兩坪的空間，除了每天三十分鐘的放風時間（若遇到雨天則取消），或是一個禮拜兩次不到三十分鐘的接見，死刑犯沒有機會可以離開監獄，到工廠或是外面耗費體力與時間。即便如此，阿順並沒有失去和人相處的技能以及生活動力，他跟我們講了很多關於邱和順回憶錄的事，看得出他有很深的期許，這份期許不只是希望自己被冤枉的事能讓更多人知道，真相最終可以水落石出，更希望將台灣司法的根本問題呈現在大眾面前。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至今共收到來自四十九個死刑犯臨刑前送他的紅包袋，每一個紅包袋都代表一個死刑犯被槍決，是一條人命的逝去，是一段不再被提及的故事，但邱和順在獄中雜記裡只寫了兩個紅包袋的故事。不僅如此，很多回憶錄的細節也留下伏筆。這不是為了釣大家胃口，也不是為了留題材以便日後出第二本書時再撰寫，而是寄託了「終有一天能以清白之名走出看守所」的心願，期待能用口述的方式告訴大家剩下的故事。
最後的最後，他對我和另一個同學說：「謝謝你們來看我，要好好保重身體。」我還想說什麼，電話就被切斷了。在聲音無法傳遞的狀況下，我只能一直對他微笑，並且努力解讀他的嘴型、動作所代表的意涵。在等待員警將他帶離接見室時，我們站起來與他揮手道別，他指著懸在牆上的電扇，搧了搧手，似乎在說：「這裡面很悶熱，你們剛剛怎麼沒開電風扇？」雖然是在受監聽以及受限的場域裡與阿順對談，但經過這二十分鐘，我才覺得我是跟一個真正的人相處，活生生的，就像一個鄰居，或是路上的伯伯。
帶我們從接見室出來的年輕警員問：「你們不會怕嗎？」我問他：「為什麼要怕？」這個問題是嚴苛的，假使今天我是那位年輕警員，我同樣也回答不出來。畏懼來自於不了解，以及所接收的資訊──九十九個法官判邱和順十三個死刑，被羈押二十幾年，被指控犯下兩件重案，這樣的人難道不可怕嗎？會怕邱和順是正常的，因為大家怕的是他「死刑犯」的身分，怕諸多法官判的死刑數量，怕媒體形容的殘忍犯案過程，而非邱和順這個人。我們怕的通常不是本質，而是它在社會所代表的意義，就像我一開始在等待探視時，看到兩個雜役出來掃地，一個腰間繫著鐵鍊，一個在後頭牽著，我因此不敢太靠近。我怕的並非他們本身，因為他們並未對我做出任何威嚇性或者不善的舉動──我畏懼的是他們身上所繫的鐵鍊，那代表他們因「違法」而受到法律約束。
我記得有位實習生翻閱《冤獄人生》時，看著作者達米恩的照片說：「達米恩長得一點也不像被關過的人。」那照片可能是達米恩出獄一陣子後拍的，畢竟常來司改會幫忙的徐自強看起來也不像被羈押十六年的人。究竟長得怎樣才像「被關過」？長得怎樣才會被別人認為是「死刑犯」？既定的印象會深化對一個人的想像，一個戴上手銬腳鐐的人，不管做什麼，都會被恣意解釋，並導向「他一定有犯罪」或是「他一定不是好人」的結論。有沒有這種可能：他不說話，會被說冷血無情；他微笑，會被說毫無悔意；他原先就長得兇神惡煞，會被說「長這樣感覺就會犯罪、一臉做壞事的臉」，他長得和善，會被說「面善心惡、看不出來這麼殘忍」。就像我看邱和順回憶錄裡其中一段，他說他從法院出來，看到記者圍上來，基於禮貌所以保持微笑，沒想到被媒體寫的面目全非。要破除對既定事實的刻板印象很難，因為刻板印象受到長期的灌輸、操縱，深植於心，像是狗看到骨頭就會直覺性的流口水。我們仍需要時間，敲開對刻板印象的裂縫。如果在看到某個人出現、某件事發生時，少一點直覺性的評價，也許能更快打破刻板印象。聽到「死刑犯」，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是什麼樣子的人？探視完邱和順後，我腦中沒有任何形象浮現，空白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