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的成與敗

沈伯洋

今年暑假在因緣際會之下，參與了《軍事審判法》修法的過程，除了參與運動之外，另外也使用了媒體做了大量宣傳，同時間協助洪仲丘案的分析。幾個月過去了，《軍事審判法》修法修了一半，改革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社會運動的宿命
在這之前我們來看一下社會運動在法律的框架下到底意味著什麼。非洲向來有「女性生殖器切割手術」（FGC，Female Genital Cutting），在當地習俗當中有將其視之為成年禮，亦有視其為生育前痛苦的體驗。然而，受過歐美教育的女性基於厭惡的心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雖然屢遭挫折，但最後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西方世界把FGC當作是暴力、血腥和低下的，即使部分FGC在當時只具象徵意義，且未必疼痛。爾後在歐美和人權組織的努力下，世界各國將FGC非法化，進而處罰手術本身。身在歐美國家的非洲女性已經習於歐美文化，對於廢除FGC當作是女性主義的勝利，然而根據實證研究指出，在非洲生存的女性反而因此陷入了更為不利的境地：FGC仍然存在，並且地下化；女性如果嘗試作切割，成本提高且可能有刑事責任，女性如果嘗試不切割，馬上會面臨被同一個文化圈的住民排擠之事實（Boyle et al. 2010）。研究證明，改革反而建立了更強的霸權，讓弱勢更為不利。
或許論者會認為這只是一個有反作用力的社會改革，然而不幸的是，當代的社會改革幾乎全部都有一樣的問題。美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在社會努力推動之下成立，零容忍政策使的人人皆可報警請求處理家暴，包含鄰居（第三者）。結果，窮困地區的住民逮捕率升高，造成社會對於低階層人民「暴力」的刻板印象。實證指出中產階級的暴力並沒有比較少，那為何窮困地區的人民被警察「盯上」？理由很簡單，因為低階層住民住的太擠，牆壁太薄，一爭吵就會被聽到，所以報案率自然升高（Suk 2009）。再看看《性騷擾防治法》吧，這個法律的制定也是社會運動下的產物，那麼，是不是更實質保護女性呢？量化研究指出，最容易被騷擾的女性是最不肯通報的女性，而針對這個族群，可以使用法律後壓力竟然比以前更大。結果歷代的女權運動，最後讓父權主義變得更為結實（Blackstone 2009）。
這些問題其來有自：法律的根源就是暴力，而且法律系統無法抵抗語言的暴力（Conley & O'Barr 1998）。舉個例子，我在美國唸書時，不管是當助教還是參與課堂討論，我都必須使用英文。英文就是一種暴力：它不讓我使用台語來介紹台灣文化，但是英文的使用又是必要，因為我們必須選定溝通方式。最後即使我費盡心力介紹台灣文化，我所呈現的是「英語」的台灣文化，最後仍舊必須臣服在英語的描述底下。法律就是這樣的產物，我必須要有法律，我們必須臣服法律，而我們在抗爭法律的時候必定、也只能使用法律語言，而當我們使用法律語言時，我們的可能性就被限縮了：因為我們使用法律「這一個語言系統」，去解決一個可能跟法律不同系統的人、事、物（例如前述的非洲文化和家暴問題）（Derrida 1989）。美國的移民法案在主張人權之餘，法律語言使用卻使新住民陷入更差的境地（Coutin 1994）；台灣的上訴審改革讓最高法院開始言詞辯論之餘，卻使死刑辯論陷入對民眾公開的窘境，間接造成可能的民粹。這些都是系統內改革必定遭遇的問題。
這樣回過頭來看洪案，或許就會明朗一點。網路上對於公民1985行動聯盟（簡稱1985）的動機、方法多有批判，但就我自己前些日子跟1985開會後的感想，1985是很單純熱血的團體，雖然不乏團體內的紛爭，但就是一個一心寄望改革的團體。不幸的是，一個單純只想改革的團體，就是歷史上最容易陷入語言暴力的團體。社會運動如果把成功擺在第一位，那麼行銷和戰略就可能凌駕於對弱勢的照護，而為了行銷，社會運動就必須要消費敵人，以獲取最大支持。而這個消費敵人的手段，就像歐美消費非洲，女權主義消費性侵犯一般，媒體和1985的消費讓《軍事審判法》的改革蒙上陰影。看看這一系列的運動，哪些敵人被創造並消費，使社運獲取最大利益？
敵人的創造
表面來看，軍審修法被媒體消費最多的是曹金生，一個畸形制度下養出的檢察官，被獨立出來作最大程度的消費。如果曹金生被單獨針對而不思制度的改革，那麼換了一個曹金生，當然會有下一個曹金生。就這點而言1985成功地將焦點轉移，把針對個人（曹）的指控轉向對制度（審檢不分）的指控，這是改革最為成功之處，並未造成恐怖的刻板印象。然而，實質看來，真正被消費的其實是士官長們（范佐憲等人），也是真正被妖魔化的敵人，在創立了這些「造成軍中文化」的敵人後，被遺忘的是軍中文化問題。將比兵多和不輪調制度造成的土霸王、帶兵不帶心造成的畸形上命下從、志願役背景造成的文化代溝、缺乏監督機制造成的習慣性詐欺，種種的問題都代表著歷史上軍國主義的痕跡，而這是我們要面對，卻無法用法律解消的問題。誠然，廢除禁閉制度，或者將禁閉交由法官審查（提審）將會是法律制度的里程碑，但是如果文化的問題不解決，是不是會有別的制度來替代禁閉制度？是不是會有新的手段來「整」兵？最後仍會有新的幽靈取代原本法律的幽靈，看似法律的勝利，最後卻是將軍中犯罪與被害者打入深淵。
講白話一點，當我們遇到一個犯罪事件，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解決和預防，而不是眼不見為淨。洪案回歸一般司法審判，25萬人訴求的並不是實質正義，而是形式上的眼不見為淨；但就是因為訴求的是將犯罪人送入地獄，所以才能有25萬人上街頭。這就是社運的妥協，在成功之餘必須要戰略極佳化，但戰略極佳化所順從的二分法，卻造成無可避免的傷害。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套用在軍中冤案審理委員會之設立，照理說轉型正義的制度必須要能夠作個案的訪談，使得個案正義得到救贖，然而1985採取的策略是與其保持適當距離，站在中立的角色呼籲委員會的成立（理由請容許我略過）：人民並不想再接受洪案以外的資訊，更不願意對以前的冤案再作判斷（媒體也不報），在這樣的氛圍下，訴求過往冤案的正義無法打動人民，但站在中立的角色說：「我們訴求成立一個制度、召集學者專家和社會公正人士來調查以前的案件」時，就會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因為這樣的論述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只要訴求「良善的法律制度」，訴求即可結束，大家拍拍屁股回家，慶祝人權勝利。最後可以想見的是，政府虛應故事，隨便成立一個在行政院底下的委員會，召集一些莫名其妙之人士，然後再用「證據不足」這個萬能的法律名詞打消一切，既不用為歷史遺毒負責，也讓人民使用人權爽了一番，雙贏之下，悲的還是冤案家屬。如果各位讀者發現這與歷史上的社運教訓不謀而合，那不是巧合，而是必然。
然而若不做這種中立、二元論述，1985無法「成功」，而正是因為1985成功，所以它失敗。本文並無批評1985之意，因為社運在歷史上一定伴隨著失敗，重點在於要能為失敗承擔責任，再為失敗收拾殘局，然後準備面對下一個失敗。社運為了吸引多數人所伴隨的妥協和犧牲，必須要能夠坦然面對。
絕非困境
然而要強調的是，法律改革伴隨的法律霸權並非不能破解。以FGC為例，如果夠多的當地文化被傳達，則法律可以創造文化的例外，刻意讓法律的執行和制定出現代溝（GAP），換言之，讓法律出現讓人呼吸的空間。反觀洪案為例，原本我們需要的是「范佐憲們」的故事，讓法律制定者和人民得知是否其亦為體制下的犧牲者。媒體不乏對范佐憲們的報導，卻都是注重品格、操守和生活習慣，而對洪仲丘的報導也是一樣扁平，對於其入伍後有所衝突的文化因素隻字不提（只著重「揭發除惡」這種好萊塢面向），最後兩個缺乏深度的故事合在一起，創造了最大的對立和厭惡情緒，使得反動聲音衝到最高點，最後卻擱置軍中文化和志願役問題（關於軍中文化可參見黃丞儀老師＜千萬風吹過的夏天──軍隊必須重新與台灣社會和解＞一文）。最後我們看到的是：軍中不願放棄權力、軍官利用修法惡鬥、國防部不肯交出軍監、立法院讓國防部持續握有人事權。
要解消這些後遺症，我們就必須確保反霸權的故事（fiction）不斷地被傳遞，才能觸及被忽略的文化。軍中的既得利益者，與體制下的順從者，應該是前者負責而不是讓後者與被害人弱弱相殘，然而最後，我們看到的卻是既得利益者再次的勝利。要對抗這個結構，不管用什麼形式，我們必須要讓後代看到軍國歷史的痕跡，因為唯有了解歷史，才有辦法知道誰在歷史上的聲音被消除，唯有了解歷史，我們才可以知道既得利益者掌握的權力在哪裡。然而要傳遞故事、要講述歷史，我們必定不能站在主流位置，因為只有這樣，不能講的故事才能被傳達（tell the story that cannot be told）。我嘗試使用了媒體，卻差點被媒體的選擇吞沒。而1985已經站在主流位置，那就必定拙於傳達這些故事，這是批評1985者必須要接受的事實。而法律的語言既然永遠代表著主流，那麼走法律的途徑將永遠不是唯一解。
可以的話，我們需要更多的人，站在法律外面，講述著非洲的故事、范佐憲們的故事、冤案的故事與228的故事，只要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社會才有可能誕生出真心處理霸權問題的法律人，而在那個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如德西達（Jacques Derrida）說的，「接近」正義。而批評1985之前，或許可以考慮，用各位自己的能力，去了解並講述足以傳遞後代的寓言──這或許才是所謂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