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與扣押

劉立恩

刑事證據與有罪判決
在刑事訴訟程序上，除非有充份的證據，否則不能判決被告為有罪。然而，證據之型態有別，其取得之方式亦有不同。物證、書證、證人之陳述、以及被告之自白等在一定條件下均為證據之一種。然而，刑事訴訟法特別就「被告之白白」規定必須「與事實相符」才能當作證據，因此，即使被告自白其為有罪，但卻沒有其他之證據足以證明自白內容確與事實相符，也絕不得為有罪之判決；而一般說來，在所謂的「其他之證據」中，就「物證」、「書證」的取得而論，如非被告或其他關係人「主動提出」，即必有賴於公權力機關之「搜索及扣押」。由於被告將對自己不利之證據主動提出的會並不大，因此，搜索及扣押即具備高度之重要性。

搜索與扣押之正當法律程序
根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執行搜索時，必須有搜索票；而如由檢察官或法官親自執行搜索，則可以用出示證件的方式代替搜索票。搜索中如果發現有「可作為證據」或是「得沒收之物」，則可加以扣押；就被扣押之物，必須將收據交付物之所有人 （或持有、保管人） 記明所扣押之物為何。

合法蒐證，勝過強取自白
今天我國的刑事司法，經常窮盡一切可能以取得被告之自白，也因此引發了反覆借提、疲勞訊問、刑求逼供、以及一再延長羈押等問題。倘若司法單位在偵查犯罪的過程中，肯認真確實地執行搜索，努力去發現足以證明被告為有罪、或犯罪者另有其人之證據，那麼前面所提的侵害人權之情況，或許即可得到相當程度之改善。
然而，搜索，可以分為裝模作樣莫名其妙的搜索、和確實執行深入要害的搜索。前者之效果，在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在筆者念小學的時代，學校老師上課依規定不得使用「參考書」；然而教育當局的規定是一碼事，實際上的作法又是另一碼事。因此，督學每次來校稽核的重點之一，就是要檢查各班老師有無違反「參考書禁令」。然而，魔高一丈、身為小學生的我們，早已受過良好的「隱藏證據」之訓練，每次聽到老師宣布「督學來了！」，每一排的排長就會將各排同學「根據老師要求帶來」的參考書收齊，放入幾個又髒又破的袋子哩，塞進位於教室角落置放水桶與拖把的櫃子。等到督學進到教室，問「有沒有小朋帶參考書來學校？」，同學們當然齊聲高呼「沒有！」；再為了敷衍上級，督學還得在教室前後巡視兩分鐘，檢查幾個書包、搜看幾個抽屜，其結果自然更是不言可喻，在搜索上會出現的毛病也約略相仿。有些警官先生拿了搜索票，到被告的家中或營業處所隨意瀏覽幾個顯眼的地方，為了早點下班、省得麻煩、或是避免誤了用餐時間，就虛晃一招應付了事。如果再加上執行搜索人員對於某種特定犯罪之模式不熟悉等因素，甚至還常常出現「犯罪證據在前卻渾然不知」的荒誕窘態；在對於智慧財產權之類「無體權利」之侵害，這種情形即非常普遍。於是，檢調人員就往往必須大幅倚重「被告之自白」做為辦案之依據；而他們非自白即好似無以為繼 （案子辦不下去） 之結果，必然使得侵害被告程序人權甚而導致法院誤判之可能性大為增加。在蘇建和、劉秉郎和莊林勳的死刑案中，能夠證明他們犯下強盜、強姦及殺人之直接證據，除了警訊及偵查庭中之自白外，一樣都沒有，也就徹底反映了這種問題 （請參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第一次刑事案件評鑑報告）。針對我國刑事司法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法官應當改變其對「被告自白」之態度，不要動不動就說「案重初供」（這句話的涵義其實就是，被告在偵查期間不論自白是否出於自由意志，均足以保證其有罪），而輕亦宣告有罪之判決；反之，卻當要求偵察機關在程序合法之前提下，行謹慎而不懈怠之搜索。愈判人以錙銖之罪，均必出以令人心服之證據；以迫於無奈之供述，或不知是否與事實相符之自白，入人於刑，試問，究與正義之實現何千？
（作者為本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