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講罰不論法的法價值

王時思

法務部長一句：「慎重考慮，不排斥在台灣採用鞭刑的可能」就讓鞭刑再度成爲熱門話題。在一片社會治安問題無能被解決之後，往往就會想當然爾的掀起一片「治亂世用重典」的呼聲。而對於加重罰究竟是不是能有效遏止犯罪這個問題，一直是被質疑的命題，也一直有相關論戰，但是撇開有效性不談，如果我們用另一種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也許能看見另一種台灣人的悲哀。
支持加重刑罰來阻止犯罪的信心是建立在假設：「人將因恐懼刑罰而避免犯罪」這個前提之上，也就是說，當這樣的想法一出現的時候便證明了，「法律」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恐嚇人不可以犯罪。
也就是說台灣的人對法律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對立面，認爲法律是用來懲治、處罰壞人，而還沒有進化到法律是用來建立一個合理、互信的社會。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停留在前者的觀念裡，眼中的法律將只有「罰」而沒有「法」，人和法律的關係是對立的，人們並不是因爲相信法律而守法，而是因爲害怕罰則而不得不守法。因此社會並不是從法律中體現了對未來社會秩序的理想，而是從恐懼中不得不承認法律作爲必要的惡，所以這樣的法律永遠只是和人民對立，永遠只能作爲統治、控制的一部份，它離「人類爲自己生活的共同社群所許諾下的共同誓約」，這樣的層次還非常遙遠。
在台灣的法學教育裡其實一直缺乏了這樣的觀念，在所有法律的教育、訓練中，一向講求技術性的熟練而缺乏內在價値的尊重，這也使得台灣最常遇到的問題不是法律不夠好，而是我們的社會始終缺乏守法的誠意。我們不能怪每次一有刑事案件破不了，就有人支持嚴刑重罰這樣幾近野蠻的觀點，畢竟連我們的法務部長都贊成加重刑罰這種辦法。但是我們要提醒的是，如果我們不從根本的法價値上重新理解法律在社會中的功能，重新塑造對法律的誠意與敬意，執意讓法律的存在淪爲恐嚇人民的工具、鑽漏洞的笑柄，那麼，再重的刑罰恐怕都只是鼓勵人們想出更高明的違法方式，「守法」將永遠只是個天方夜譚！
(本文於七月十三日刊戴於自由時報，作者為本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