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個體差異 傾聽人生故事 讀《地下鐵事件》

李仰桓

報導上也完全沒有提到犧牲者在當時是怎麼受苦死的，一點都沒有為我們報導。這些完全沒有公開出來。松本事件的時候還稍微有一點，但關於地下鐵事件卻沒有，真奇怪。所以世間可能很多人都以為是「很平常地啪一下就去了吧」。～和田嘉子，在《地下鐵事件》中的證言
由於對日本社會抱持著滿肚子的疑問，村上春樹決定撰寫《地下鐵事件》這本書。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在東京營團地下鐵的三線共五列列車上刺破裝滿沙林毒氣的塑膠袋，造成了13人死亡，6,300餘人受傷（這是在維基百科上查到的數字。村上的書中說，正式的被害者是3,800名）。這個事件震撼了日本社會，媒體瘋狂報導。當時從美國回到日本渡假的村上春樹，也不可免地，透過對各種報導的閱讀，關心著這件事情。
然而，村上沒多久便訝異地發現，媒體長篇累牘的報導竟然完全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事實上，他想知道的事很單純：「1995年3月20日的早晨，東京的地下鐵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若要具體一點：「當時在地下鐵列車中共乘的人們，在那裡看見了什麼？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感覺到什麼？想到什麼？」
看來要得到問題的答案，得自己行動才行。因此，以小說家的身份名震國際文壇的村上，開始了他生平第一個報導文學計畫。
二元結構 壁壘分明
「我還想知道每一位乘客的細節，甚至從他們心臟的鼓動到呼吸的韻律，都想具體清晰的知道。」他自承，這可能與他是一個小說家有關係，因為小說家總是想知道那些個別的、獨特的生命經驗。但媒體不會提供一個小說家想要知道的事。媒體提供的，是社會大眾想知道的事。 說起來，媒體就是一個生產故事的工廠，裡頭有個固定的模子。各式各樣的人生故事，被灌進模子之後，在裡面被虛張、減約、歪曲、斬除，然後產出了相似、我們多少可以預期的新故事。被害者的故事進廠後，產出了「正常、正義、無辜」的好人形象；加害者的故事進廠後，出產的是「畸形、邪惡、罪孽」的壞人面貌。清清楚楚，壁壘分明，堅實的二元結構因此成型。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掌握「正常的被害者這邊」和「畸形的加害者那邊」應有的樣貌，社會因此容易理解了。
村上憂心的是，媒體這種模式化的報導方式，可能與日本那種強調整齊劃一的社會特質密切相關。習慣於一致、不知如何處理特異的社會，就會出現這樣的媒體。
被害者的社會壓力
在村上訪談的個案中，有多位提到身為被害者所__承受的社會壓力。就像媒體中說故事所用的模子一樣，這個社會對被害者有其模式化的想像：無辜受害，因此應該憎恨加害者；身心受創，但卻努力克服傷痛。這些完美的被害者形象，都是模式化的認知方式所形塑的。一旦有哪個被害者與這個形象不符，就會引起異樣甚至不諒解的眼光。偏偏，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存在，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世界觀、自己應付被害經驗的方法。幾乎每位被害者與那個完美形象都有差距。在完美形象面前，大家都被壓得喘不過氣。
被害者很清楚自己的故事很難滿足完美形象的要求，即使努力配合，也落得身心俱疲。他們不再信任家人、同儕，社會，漸漸將自己孤立起來。一位專門照顧沙林毒氣被害者的心理醫師沉痛地總結：「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一個人在苦惱這件事」。
二元結構建立了對立，阻礙了溝通。惟有打破二元的認知思維，才能真的深入事件的本質。村上發現，要真正了解「病態的、邊緣的」那邊存在的意涵，必需回過頭來探究屬於「正常的、主流的社會」這邊的狀況。換句話說，愈深入了解被害者的真實處境，就愈清楚社會中差異存在的事實。然後，可能就會理解為何爆發了沙林毒氣事件。
個體差異vs.二元對立
在《地下鐵事件》出版後，村上轉而採訪曾經加入奧姆真理教的人士，寫成《約束的場所》。他的態度保持不變，想要呈現這些人屬於自己的那一面：他們如何成長？如何思考？為何選擇加入奧姆真理教？這本書更清楚地證明村上的主張：當我們不再去理解個體的差異，不再去傾聽每個人獨特的故事，那些無法被社會認同的，不能依著社會整齊劃一的規則過生活的人，最終就會走入不被了解的邊緣。在村上看來，奧姆真理教吸收了這些社會邊緣人。這是個弔詭的狀況：麻原彰晃之所以出現，奧姆真理教之所以在日本社會發揮致命的吸引力，竟是整齊劃一的日本社會製造出來的結果。
村上的呼籲很清楚了。打造一個安全的社會，要求的不是維持純粹、劃一、毫無雜訊，而是要有能力包容特異、奇想，甚至變態、異常。我們能不能同意被害者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需求？我們能不能正視逐步走向社會邊緣的人，看看他們在想什麼？遭遇什麼？認真、坦誠地對待每個人真實的故事，將會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地堅實、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