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不能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以日本最高法院的一起性侵判決為例

吳景欽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此即一般所稱的自由心證，惟所謂「自由」兩字，並非代表其毫無限制，所以在同條項的但書，即明文此種判斷不得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所以自由心證並非絕對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惟所謂經驗與論理法則，其概念實屬模糊，如何能來規範法官的自由心證，將成為一大問題，因此，若能藉由上級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統一解釋法律的功能，於個案中為具體化，恐才具有真正意義。日本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所為的一起判決，正可作為一個典範。
案件簡介及原審判決
關於這起案件，發生於2006年12月27日下午7點20分左右，被告甲涉嫌對行走於街道的被害人乙，以強暴、脅迫的方式，強逼乙至大樓內的樓梯間，致使乙達難於抵抗的程度，而為姦淫後離去，乙立即向大樓警衛求助，並於警察到來後，陳述被害經過，警察並從乙的袖口處採集到甲的精液，但並未能立即逮捕到被告。而在案發一年多後，即2008年6月間，被告因對一名女性，以支付金錢為條件，要求某一女性隨其至鄰近公寓的樓梯間，先以手淫的方式，再由對方幫助其射精，完事後，卻未依條件給付金錢而逃走，經該女報警處理後，立即遭警察逮捕，不過因此事件無涉刑法，因此並未成案，但由所殘留的精液，經DNA比對證實與前一事件所殘留者為同一，即確認被告就是行為人，而經檢察官以強姦罪（註一）起訴。
而此案雖有被告殘留於被害人衣服上的精液為證據，但這也只能證明被告曾為射精的事實，至於到底是以強暴、脅迫為手段，還是得被害人同意，僅有被害人的供述為依，因此，被告是否有罪的關鍵，即在於被害人的供述是否屬實。而不管是日本，還是台灣，《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有補強證據者，僅限於自白，但關於被害人供述是否必須有補強證據，卻無法律明文，若法院以被害人供述來作為被告有罪的唯一證據，似也無法認其為違法判決（註二）。因此，在性侵害的案件裡，由於客觀證據，往往無法即時蒐集的困難，最終能將被告定罪者，恐真的只能依賴被害人的供述。
由於人的供述所具有的先天不可靠性，因此，必得讓被害人以證人身份出庭，為具結後，接受當事人的交互詢問，以來擔保供述的可信性。不過，在性侵害的場合，因害怕造成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可能會對於被告方的詰問權或對質權，採取某些法律上的限制，所以能夠擔保被害人供述可信性的機制，勢必大為減弱，而僅能依賴法官的判斷，但法院到底如何來判斷證詞的真偽？ 在本起案件中，二個審級的法院皆認為，被害人在被害後，立即向大樓警衛求救，並為被害過程的陳述，從其供述態度的誠摯，且其內容並無任何不自然之處，被害人又無說謊的動機等，綜合為判斷下，此供述應具有可信性，自應判決被告有罪。如此的判決結果，似無不之處，惟若深究之，卻是大有疑問，因所謂態度真摯、陳述自然、無說謊動機等，到底是基於經驗與論理法則的判斷，還是一種想當然爾的推論？
日本最高法院的自為判決
日本最高法院（註三）與台灣的最高法院，有著結構性的差異，因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受美軍佔領之故（註四），而採取司法一元化（註五），整個上訴結構也有著根本性的改變，即第二審乃採取事後審（註六），第三審則採取嚴格的法律審（註七），而因日本最高法院兼負有違憲審查的任務，因此，當事人僅能在判決違憲、判決對憲法或法律的解釋有誤或判決違背判例等為上訴理由（註八），而趨於嚴格的法律審。
而在本起案件裡，被告方指摘原審判決的最主要理由，即在於法院所憑的證據相當薄弱，尤其是能證明強暴、脅迫的客觀證據，根本是不存在的，而僅能依憑被害人的供述，既然如此，法院理應更為審慎的判斷其可信性才是。惟關於此種指摘，乃針對事實誤認，是否能成為上訴最高法院的理由，將成為必須解決的關鍵。
按理來說，既然是指摘原審法院未詳為審究被害人供述的可信性，自應屬於事實認定的問題，而不可上訴第三審，不過依據日本最高法院之前的判例卻也認為，若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違背論理或經驗法則，仍屬判決違背證據法則，自可上訴第三審，算是為此一問題為解套（註九）。 而在此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認為被告上訴有理由，致將原判決廢棄，而既然是因原審判決未能慎重判斷被害人的供述可信性，此乃涉及重大事實的誤認，理應發回下級審才是，但其卻認為，因為檢方已在第一、第二審窮盡了舉證活動，實無庸再發回，而達於自行判決的程度，這似乎又突顯出，即便如日本般採取嚴格的法律審，最高法院畢竟具有統一法令的解釋權，自可輕易藉由解釋，來跨入事實審的領域。
而日本最高法院改判無罪的理由，最主要是對被害人供述有以下懷疑：1. 被害人當時雖僅18歲，但依其供稱，被告以「不從即殺之」之詞為要脅，並強押其入大樓內的行為，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被告果能如此膽大？2. 依據被害人所述，被告以脅迫方式要求其隨行，但被告若無任何有形暴力或強制力的施予，實難想像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害人會因此造成自由意志喪失，而屈從於被告意。3. 即便被害人遭強押，但在步行入至大樓停車場途中，亦可輕易呼救，為何被害人未為如此的動作？4. 被害人衣服雖已確認所沾染的精液與被告有同一性，但也僅能證明被告有射精的事實，至於是基於合意，還是被強迫，實無法由此得出證明。5. 被告自認在過去四、五年間，常以金錢支付為條件，而於街上請求願意為其手淫的女性，次數不下百次，此自認雖僅能為輔助證明，卻已突顯出被告的習性。
基於被害人供述有諸多不自然之處，基於罪疑惟輕，日本最高法院即判決被告無罪。
判決的問題
任何法官皆知，判決不能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不過到底這兩個法則指的是什麼，卻又是說不清楚、講不明白，不過，從日本最高法院的此次判決觀察，所謂經驗與論理法則不外就是一種理性的邏輯判斷，司法改革雜誌 86期45即便被害人的陳述態度真摯且自然，卻不能想當然爾的認為其必為真。
惟此判決比較受質疑之處，就程序而言，即是前文曾提及，即是否以法律審之名而行事實審之實，而逾越了最終審的權限，不過這卻可以從審理上的自我節制，而得以解決此問題。但在如此受限的情況下，其又何能保證比下級審更能找尋到真實？尤其是被害人可能因受到創傷症候群之故，而出現陳述反覆與矛盾之處，卻不代表其所言為假，凡此種種，可能是在讚揚此判決落實無罪推定之餘，也必須同時思考之處。
給台灣的啟示
在性侵害案件的場合，被害人未必能清楚看到行為人的外貌與特徵，再加以因怕二次傷害，所以也未能即時為體液與證據的蒐集，所以被害人的供述必成為有罪、無罪的關鍵，但若未能立即捉到行為人，而當警察鎖定某個犯罪嫌疑人時，即便無證據為證實，也可能遭指認為行為人，這有時並非被害人故意說謊，而是在受創傷後，所可能產生的歸因與究責心理所致。如以這起事件來看，若無強暴、脅迫之事實，為何被害人仍向警方為報案？這原因當然很多，有可能是在事後覺得受辱，或被告未如原先約定給付金錢，亦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受創傷下，其陳述必然有所出入所致。惟不管原因為何，基於無罪推定與罪疑惟輕，在證明力無法達於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的程度下，自必須為無罪判決，這是此判決給各方的最大啟示。 14年前，轟動一時的東海之狼案，當時警察從監視器裡鎖定某人後，即先入為主的認為其必為行為人，且也非採取多人並列，而是由被害人直接面對嫌疑人為指認。試想，此人在經過警方疲勞詢問，且又未經梳洗的情況下，實難逃犯罪人的指認，而嫌疑人當場向被害人下跪，更被警方認為是自白與懺悔的表現。而這些當初被檢警認為是鐵證如山的事實，如今看來，不過就是預斷與偏見的組合，既可笑，也可悲。
雖然隨著科技進步，刑事司法肯定會越來越依賴科學辦案與鑑定，而非如過往所強調的被告自白與證人供述，惟若審判者的心態與想法，沒有隨著更新，即便有再多的科技輔助，恐都無法改變司法恣意與獨斷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