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描敘新加坡法院與台灣法院開庭審判案件時的差異，台灣因檢察官未蒞庭，法官兼任檢察官訊問被告或證人，客觀聽審判斷自難期待。（《自由時報》，1996年11月18日）

屏東縣長伍澤元因四汴頭抽水站工程弊案，遭板橋地方法院收押禁見，司改會反對檢察官為追訴之便利而收押被告，羈押不應以所犯罪刑之輕重為標準，而應依個案審酌是否有羈押之必要。（《自由時報》，1996年11⋯⋯

檢察官收押宋七力等六人，以防被告間有串供之虞及罪刑重大，惟檢察官之羈押權已經大法官解釋違憲，故應謙抑自制行使已屬違憲之羈押權。（《自由時報》，1996年11月19日）

檢警偵查及院方審理階段，未重視嫌犯及被告的名譽權的保障，甚至加以侵害而不自知，縱然為慶功而召開記者會，亦不應使涉嫌人充當道具。（《自由時報》，1996年11月25日）

接二連三的黑道、貪瀆案件，並未見總統李登輝擔負起識人不清、用人不當的政治責任，甚至對外發表干涉林柏榕案的言論。（《自由時報》，1996年12月29日）

法官對案情似乎一知半解，從歷審的判決書考察，法官皆是互相抄襲，連極為明顯的錯誤亦不修正，實難令人對法院寄以厚望，只有上帝知道他是清白的。《自立晚報》，1996年1月10日。

檢討及回顧1996年司法案件的偵辦與判決情形，並批評國發會不言司法改革，官方仍未落實司法改革委員會會議的結論。《聯合報》，1997年1月11日。

司法院應提供司法資訊給國民，並建立各級法院全部判決之資料庫及完善的檢索系統，以便國民可透過網路連線取得資訊。（《聯合報》，1997年1月11日）

許多重大工程弊案及警官貪瀆案件紛遭一審法院重判，但二審時均逐一翻案輕判，甚至上訴後改判無罪，讓民眾對二審判決沒有信心。（《中國時報》，1997年1月11日）

媒體報導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但不應有「草率定罪」的行為，更不應影響影響檢察官辦案，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定。《自由時報》，1997年2月17日。

立委羅福助當選司法委員會召委，行政部門對羅的參選非常關心，但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應妥適建立迴避制度，以提昇政治人物的自我期許，及行政部門應有的擔當。（《中國時報》，1997年2月26日）

司法院通過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當事人得聲請或法官得依職權使用錄音機製作言論筆錄之條文，惟現行製作民事筆錄固然落伍，但真正嚴重影響司法威信的是刑事案件筆錄，筆錄常非被告之自白，卻成檢審定罪的唯一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