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收押宋七力等六人，以防被告間有串供之虞及罪刑重大，惟檢察官之羈押權已經大法官解釋違憲，故應謙抑自制行使已屬違憲之羈押權。（《自由時報》，1996年11月19日）

接二連三的黑道、貪瀆案件，並未見總統李登輝擔負起識人不清、用人不當的政治責任，甚至對外發表干涉林柏榕案的言論。（《自由時報》，1996年12月29日）

媒體報導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但不應有「草率定罪」的行為，更不應影響影響檢察官辦案，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定。《自由時報》，1997年2月17日。

司法院通過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當事人得聲請或法官得依職權使用錄音機製作言論筆錄之條文，惟現行製作民事筆錄固然落伍，但真正嚴重影響司法威信的是刑事案件筆錄，筆錄常非被告之自白，卻成檢審定罪的唯一證據⋯⋯

檢察官應享有必要程度的對內對外獨立性，檢察首長應於何時適時介入，而非干預，則有賴檢察體系之智慧。（《中國時報》，1997年4月23日）

《自由時報》，1999年3月21日。

《自由時報》，1999年12月21日。

《自立晚報》，2000年3月8日。

從法官與檢察官爭執是否羈押王令麟的過程中，釐清羈押權的要件。

作者從檢察官反駁法官不裁定立委王令麟羈押的理由：「因為人權不能凌駕於犯罪」，從而指出檢察官對於人權的誤解，以及扭曲檢察官的角色。（《台灣日報》，2000年9月1日）

檢察官聲請羈押王令麟，法官駁回兩次，雙方各自召開記者會指責對方的不是，將戰場從法庭搬到媒體上。（《明日報》，2000年9月21日）

由國中生因網球案而遭檢察官以公共危險罪起訴，並被判處保護管束與假日輔導，引發作者對我國法律人接受的法治教育的省思。（《台灣日報》，2000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