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心足─訪環保運動工作者文魯彬律師

林渭富

法律人，像是法官、檢察官或律師，都是一般人眼中的社會菁英分子。這些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專業工作者，對於自我要求往往也有更高的堅持。除了法律專業領域之外，許多法律人對於社會運動、環境生態、或者性別意識等都有深度的人文關懷，並且付出行動來實踐。美裔台灣籍律師文魯彬（Robin J. Winkler），正是其中一位。


晴朗無雲的7月，雖然才早晨8點鐘，燠熱的空氣已然令人難耐。事務所內完全沒有開啟空調系統，但落地窗外的青翠園藝造景，以及顏色奇特但意外爽口的生機飲料，帶來些許清涼之意。身穿一派輕鬆的灰藍色T恤與休閒短褲，幾乎不帶老外口音的文魯彬律師，帶來許多意外之感。以下是司法改革雜誌與文魯彬律師的對談。

司法改革雜誌（以下簡稱Q）：您對於日前過關的中科七星環評報告，是否感到挫敗？

文魯彬（以下簡稱A）：呵呵，我從事環境法律工作，但我自認為自己是一位環保運動者。因為我有20多年的法律背景和經驗，因此我可以說是透過法律來從事環保運動的工作。我發現，關心環境的人往往有一種很特別，或者說很曖昧的樂觀。我們每天看到許多開發案，或是接觸社會大多數的主流意識，照理說應該會感到悲觀或難過。這樣的事不僅僅發生在台灣，全球各地都是如此：人類的文明在全球各地不斷地破壞環境。我們發明了對移動很方變的汽車，但是到頭來汽車反而變得比人還要重要，道路、停車場、空氣污染、噪音都對人類產生威脅。但是，這些負面現象並不會讓環保人士覺得悲觀或難過，也許是阿Q心態的關係吧！我們每天都會遇到挫敗，但也每天都重新獲得希望。

七星環境評估案，從各種層面來看，也許可以代表社會的一些「變態」。不論是從水資源、當地居民的權利、政府規劃來看，很容易受到產業或廠商的影響而改變策略。過去內政部曾將七星地區規劃為「優質生活圈」，但現在進駐的除了鋼鐵廠、造紙廠、大型焚化爐之外，又引進科學園區。這些都是相當矛盾的。評估案投票的結果是，19位可投票的委員中，10票贊成，8票反對。贊成票中有5位是官派代表，因此我對結果並不意外，雖然說我認為農委會代表（或有良心的官方代表）是應該投反對票的。儘管解嚴已久，但威權概念似乎還是殘留在官方結構當中。

感到挫敗？當然有。天天都會發生。但我們還是會持續地努力。

Q：為何會想到要成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A：如果你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相處，就會產生感情。我所提到的「環境」並不只是限於野外的生態、漂亮的山水或是森林，我所說的環境，是生活周邊的，包含人文社會的環境。但我算是比較幸運的人，從出生到6歲這段時間，我是在一座小農場長大的，我的雙親都喜愛接觸大自然，喜歡到野外爬山、賞鳥、露營，這自然對我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我認為，全世界無論歐、美、日本或台灣的兒童，都具備同樣關心環境發展的潛力，只是後來的生活方式與教育，造成改變，而逐漸脫離本性，除非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人們很難再回到最初的原初狀態。

大約在4年前，我經歷了一場大病。我必須停止工作，用我全部的時間來照顧我自己的身體。正因為如此，我有機會好好地思考過去二三十年所做的事情，我曾在許多事務所服務過，也和朋友合夥開設事務所，規模最大時員工有100多人，公司營運狀況不錯。但我個人並不是覺得很快樂，總覺得還缺少什麼，但是那時候我並不知道。

我的家境算是小康，比其他人更有機會獲得完善的教育，我也幸運取得法學博士的學位，在台灣工作時間認識了許多法律的菁英，甚至也參與了《月旦法學》雜誌創刊的工作。我自忖：我應該怎樣回饋這個社會呢？不僅僅是社會，而是包括人類生活的整個環境，整個地球。我當然可以放棄整個事業，一心一意只要做快樂的事就好，但我也和好友討論過，仔細思考要做什麼才是對整個社會有益的。當然我還是捨不得將事務所放棄，所以我另外成立了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把這個協會定位成一個「公益律師事務所」。

Q：為什麼協會的名字要取名「蠻野心足」呢？

A：這個名字說來話長，我太太說這絕對不是她幫協會取的名字（笑），不過我大概解釋一下。基本上協會有兩大主要概念，第一是與文明對立的「野蠻」，有人也許認為野蠻不好，但我們認為，文明並不等於文化。人類的文化發展中，有的文明其實是走錯路，「人定勝天」、自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長的心態，結果是與萬物產生對立與衝突。「蠻野」意味著「未被馴服」，也代表我們希望保有和萬物共生的能力。至於「心足」，代表的意義之一是實際的行動，有心（想法理念）也要有實踐（足），另外一層意義則是「滿足之心」。無論是物質或心靈上索求更多，就會造成更大的消耗。我們覺得，人心不知足，是造成人類與萬物和平共生的最大阻礙。人類從數百萬年前就一直保持著和生態共生的方式生活，一直到最近不到幾萬年才產生改變，進入農業革命之後，人類一直不斷發明事物改變生態，也必須不斷發明事物來解決自己的發明所造成的後遺症。我原本屬意的寫法是「滿野心足」，但是用「蠻野心足」也是很恰當的。


Q：您是加拿大裔人嗎？為何當初會想到台灣來？

A：不，事實上我生於美國，我的父親是東歐第二代移民，母親來自於蘇格蘭。我大學主修中文，當年美國與中國尚未建交，所以美國大學中文系學生大多會到台灣來。當時尚未讀法學院，到台灣計畫停留半年，結果發生了「中壢事件」，我和朋友每天都在關心事件發展，我注意到當時開始有要求司法改革的聲音出現，接下來發生「美麗島事件」，我發現有很多法律人涉入，那時看了王拓的書，對法律產生了興趣。於是我回國繼續攻讀法律，但是我實在很喜歡台灣，在法學院的5年中，陸續回台灣很多次，取得律師執照後，我又回來這裡。

Q：您對於目前仍在膠著中的「法官法」有何意見？

A：我對於制訂法規一向有個想法，就是必須花很多時間「把問題釐清，建立共識」，分析制訂法規的理由，並且思考接近同一目標的其他方法。台灣目前許多行政機關說要等修法才能做事，結果往往為了圖一時之便或推卸責任。過去民間司改會曾經進行的「法官評鑑」，當然會引起一些反彈，但其實是不錯的作法。

Q：對法律的新鮮人或法律系學生，您是否能提供一些建議？

A：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體會一點：我們（法律人）的努力與成就，是因為社會的應允才有的，所以我們法律人應該想辦法回饋社會。這種回饋或許是很難定義的，我開公司養活員工，員工養活家人，這樣當然是一種方式；我幫大企業賺錢並獲得報酬，但是企業對整個社會若是有負面作用，或甚至影響到我們下一代，我們法律人必須嚴肅地去思考這種永續生存。我對法律新鮮人的期許是：瞭解你「需要」和「想要」的是什麼。當你想清楚之後，你會發現「想要」的事物並不是那麼重要，你可以把更多資源轉讓給更需要的人或物種，或者我們的下一代。